而刘裕的六子刘义宣更是素来口吃，在发动四州叛乱时一次兵败后抚慰部下时更是将“汉高百败”说成了“项羽千败”，惹得在场下属将士无不掩口窃笑。当时同谋阵营的鲁爽之弟司州刺史鲁秀曾在见过刘义宣过后感慨道：“阿兄误事啊，竟然和痴人一同做贼，吾等必然要失败啊。”

不只于刘裕，整个南朝皇帝在教育后代这一方面上普遍皆是让人不敢夸耀的。

在东晋时期，皇族与士族门阀的势力可谓是旗鼓相当。

但到宋孝武帝时，一切截然不同，皇权与士族的关系可谓是攻守易型！文武双全的刘骏为大幅度提高皇权权威，便开始用强硬乃至到杀戮的强制手段迫使士族臣服（较具代表的就是身为当时门阀首领的王僧达被诬罪而死），一度导致皇权与士族之间关系僵化，士族们多会采取回避或远离政治的方式进行明哲保身。

刘子业认为，眼下的时局于刘骏而言，士族豪强什么的都并非首要问题，最为需要解决的是刘宋自从元嘉草草之后已然崩坏至今的货币体系，市面上的货币几乎丧失了交易功能，人民重新回到了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尤为不利的。

元嘉末年北魏南侵造成刘宋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混乱，流通量减少，导致民间流通中的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铸钱币，铸四株钱。

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的由来。

刘骏一方面是想整顿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解决因经济衰退导致民间对钱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但这位意图中兴的年轻帝王却是低估了民间（实则豪强）私铸钱财的能力，哪怕他多加劝责，“民间”盗铸钱币依旧屡禁不止。

早在元嘉时期，朝廷便官方铸制了四铢钱，这种四铢钱的轮廓、外形、样式和以前的五铢钱都差不多，铸就这种钱币并不能有什么赢利，仿制成本也很高，因此民间就没人什么人愿意去防制这种钱币。

而刘骏下令铸制的孝建四铢钱外形又薄又小，轮廓也不清楚明显，可谓做工粗糙，仿制成本低，故而有利可图。因此民间仿制之人不计其数，有人更是将原有的钱币敲砸成料，在往古钱料中掺杂入铅、锡等杂料以铸就更多的新浅薄来贪图更多的赢利。

那时的守宰等地方官们都禁止布料偷铸制钱币的事情，刘骏大为恼怒，因此事被处死或被免职的相关人员接连不断，而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愈发夸张，导致物件飞涨，百姓苦不堪言，朝廷深为忧患，遂在不久后下诏，凡是钱币太薄或太小且轮廓不清的，一律不能使用，引起了“民间”的喧哗骚动。

这里的“民间”何其讽刺，简直就是某些地方豪强的贼喊抓贼，在他们的暗中操盘下，私铸的钱财得意进入市场，流入到了老百姓的手里，荼毒百姓。然后再以为民生为由抗议朝廷禁止流通私铸钱的政令，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手上的财富变成一堆废铁罢了，毕竟他们可是最大的牟利者呀。

当时沈庆之沈庆之向刘骏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应该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造钱币，各郡县都设立一个钱署，把愿意铸造钱币的人家全都安排在钱署里，由朝廷制定一定的铸钱标准，不准他们在钱内掺加杂物。

去年春天朝廷所查禁的那些新铸的钱币也都拿出来，允许继续使用一段时间，而从此以后，铸造钱币全都按照新制定的规格标准进行，一万钱收取税三千，严格检查是否还有偷偷铸币的人家。”

刘子业对此只能说这沈庆之固然功勋卓着，但在此事上非但顾虑简单，更是太过理想当然，诸多政令但凡牵及人事，又不知又会平添出多少暗通曲款之事，其中涉及钱财尤甚可鉴。

却是遭到了颜竣的据理力争，大力阻挠；“五铢钱币的轻重，是从汉代开始就规定了的标准，魏、晋以后，还没有谁能够更改。这实是由于钱币的价值和货物的价值已经相等，要是随意改变就一定会出现掺假的钱币的缘故。

现在说去年春天所禁止使用的钱币还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让这些大小薄厚不均的钱币，全都可以在公开场合下流通，而不用由朝廷监制，可以说，这对个人有很大的好处，重利之下，作奸犯事的就会没有穷尽，而私自铸造钱币和偷偷剪凿破旧钱币的，也就永远不能禁绝。

这样一来，财货还没有增加，而大钱却已用尽，用不了几年时间，四铢钱全都会变成尘土了。

现在，新的禁令刚刚开始实行，市面上流通的钱币的样式标准还没有统一。老百姓的骚动喧扰之声，不久自然而然就会停止，这不足以让皇上忧虑。

库藏出现亏空，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事。如今，即使是允许使用小钱，朝廷也没有增加赋税的。即使老百姓富足起来了，也解决不了朝廷财力物力上的短缺。现在，我们只有崇尚俭朴、反对浪费奢华，把心思都用在勤俭节约上，寻求富裕之路，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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