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达，“就实际而言，金刚智确实是与不空同时来华，所以后者的说法比较正确，前者的翻译有些累赘，且不准确，不过你这般年纪，又没有留学背景，能够读懂这些专业的外文词汇，已是难得。”对于苏亦的英文阅读水平，周一良先生也给予肯定。

接着苏亦又问，“原文页中提到关徐铉（历史名人）的事情，famousforhisstudyofpaleography。其中的paleography是书法学，还是古文书学、古文字学的意思？”

之所以有次疑惑，那是因为徐铉的书法跟古文造诣都不俗。

周一良答，“古文字学，而非书法学。所以下文中提到请赞宁寻找古代的石碑。”

苏亦继续问，“先生的提到的ElementsofHinduIconography，是《印度肖像的成份》还是《印度教图像学要素》？”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是钱文忠把这个翻译成为《印度肖像的成份》跟网上的翻译是不一致的。

“后者，印度是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但一般印度都是以宗教信仰区分的，Hindu（印度教徒）是印度主流，占了总人口的八成，另外一个比较主流的是Muslim（*****）。以前是没India（印度）这个国家的，只有IndiaSub-continent（印度次大陆），后来硬生生分成了Pakistan（巴基斯坦）和India（印度）两个国家。因为历史原因，India国内的Hindu和Muslim一直都有些敌对……所以说印度人的Nationalidentity（民族性）一般都特别淡薄，他们都说自己是Hindu而不是Indian（印度人）……王永兴教授曾跟我谈到你新生见面会的发言，就谈到了咱们国家的民族性，这一点，印度这个国家是没法拥有的。”

说着，周一良就顺带跟苏亦说一些关于印度的历史。

甚至还说到中国佛教史的一些拓荒者。

“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汉唐时期，虽然拥有大量文献记载，但这些文献因为时代关系造成大量逸失，除此之外，由于文献整理者的个人偏好，必须有取舍，甚至有不少的伪造杜撰。让我们对特定的历史了解造成极大的障碍。因为上述原因，也导致了我们今日对佛教于中古社会的巨大影响缺乏真实而全面的认识，或者说低估了佛教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影响。”

周一良也不简单的一笔带过，而是开始深入的阐述。

低估了，怎么办？

当然是去做研究了。

就好像周一良被誉为中国密宗史研究的先行者一样，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同样也有先行者。

“这些缺失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一些学者对佛教内典中史学撰述的研究，以及建国以后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重见天日，使我们对这段过去的历史有了一些相关的了解。”

说着，周一良顺带肯定了考古学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建立之初就有着很深的历史学情节，很多的时候，出土之材料，都是为补史，甚至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定义：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直到后面跟国外学者的交流增多，各种理论的冲击之下，中国考古学才重新定义跟历史学的关系，毕竟考古学的作用不仅仅是证经补史。

“从早期佛教的传入直到南朝佛教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完成之时，这种来自异域的文化随着印度佛教典籍传入了中土，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仅从外典中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是无法做到完整重构的。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公元后的一千内，佛教的传入，就是影响着中国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愿意去研究佛教史的原因。”

“然而，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国内的学者是如何研究佛教的历史？又是从哪一个方面入手，其基础仍然是文献的整理，在这一方面老一辈的研究者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

说到这里，周一良望向苏亦，“比如你的导师，季庚先生，对于考古学的研究就是从文献学入手的，尤其是，他的《白沙宋墓》亦是如此，这是我们老一辈人很难脱离的中国史学传统的烙印。”

说着，周一良就继续说，“比如汤用彤先生，他是咱们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真正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中国佛教史学研究学者，他就是在深湛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说到这里，他望向苏亦，“这本书看过吗？”

苏亦点了点头，“读过，却不精通。”

这话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了。

汤用彤先生的大名，苏亦自然听说过。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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