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上课不仅带着乡音，还因为他喜欢用中英文夹杂着上课。

这就真要命了。

要是没点英文基础，上夏鼐先生的课程就宛如听天书。

也不是说夏鼐先生是假洋鬼子，没事干就秀英文，标榜他曾经在伦敦大学留过学。

完全不是如此。

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没有中文教材，国内第一批考古通论的教材就是夏鼐先生翻译的英文教材。

这种情况下，就经常要用英文讲解，或者说用中文讲解英文。

从某种程度来说，老先生的英文说的比普通话来要溜，完全就是纯正的伦敦口音。

听力不错的话，其实听夏鼐先生用英文讲课比听他的温州强还要舒服。

夏鼐先生如此，其他老先生也都差不多。大家都是第一次开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怎么教学生，大家都弄不清楚。

相比较，裴文中先生的教学经验就丰富多了。

他早些年在中法、辅仁还有燕大都教过书，还在燕大弄了一个史前博物馆，在北大考古专业上课的时候，他的上课教具是最为丰富的。

相比较之下，其他老师就捉襟见肘。

大家都是名师，谁都有谁的招数，谁都有谁的方法。

比如苏秉琦先生，他讲述秦汉考古的时候，他的斗鸡台的发掘经验就是他最为重要的讲学素材。

宿白先生也有自己的妙招。

他不仅主持发掘过白沙宋墓，还擅长日语，经常拿日本人的发掘经验来跟大家分享，还拿日本人的发掘报告来给学生研读，这也是一种教学方式，不管是自身的经验还是借鉴外国人的经验，这些都是很好的讲课素材。

宿白先生如此，其他先生亦如此。

比如阎文儒，他讲述就是石窟寺艺术，经常从壁画方面讲述着各种石窟寺的异同。

相比较郭宝均老先生就有趣很多。

上课之前，他总是说自己的水平不高，让同学们见谅，还是带乡音的那种。

这两位先生之所以会说这些也都是跟五十年代的风气有关。

苏联人的考古经验在中国，本能的水土不服。

苏联在处理少数民族上的方式都极为简单粗暴。

嗯，跑题了。

回归到现在的北大考古专业本身。

苏亦对五十年代的北大考古专业的各位师长不陌生，对现在的北大考古专业的各位先生也更加熟悉。

他对诸位先生熟悉，大家对于他也不陌生。

不要说各位师长，仅仅见过他几次的考古班学生，都对他有这位小师兄有极为特殊的感情。

他一出现在教室内，众人都争先恐后跟他打招呼。

到最后他落座的时候，这帮家伙都开始鼓掌了。

掌声极为热烈。

可想而知，他这个小师兄在北大考古专业的影响力。

当然，真要说他有什么影响力不见得。

大家只是喜欢他。

谁让他在开学典礼就被周校长点名，谁让他在历史系新生见面会就语出惊人跟大家大谈特谈宅兹中国谈蒙满回藏鲜之学呢？

当时的苏亦在台上的光芒太过耀眼，让台下的学生无法忽视。

在历史专业那边，大家跟他还不太熟悉，觉得他毕竟是考古专业的小师兄，多少跟他有点距离。

但是回到考古专业，这种距离就完全不存在。

苏亦在考古专业这边，人气太高了。其实他在整个历史系人气都很高，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是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是自己人。不是像范长流那样研究的是中国史。

这就是最本质的区别。

在考古专业的学生看来，他才是真正的自家人，不会像在历史专业那边，总是感觉有一种隔阂。

这是一种微妙的想法，历史专业的学生，同样也把他当成自己人。

在考古专业还没有独立成系之前，隶属历史专业。不过两个专业之间区别还是蛮大的。

历史系的历史专业就像校本部，考古专业则像大学城校区，他们虽然同属同一个大学却属不同校区，师长都不太一样，领导也不一样。

两个专业的学生交往并不多，或者说，在一起上大课的机会其实也不多。

甚至，到大三大四考古专业还有田野实习，跟历史专业这边的交集就更少了。

更别说考古教研室的领导都是在文史楼办公，考古专业的学生轻易不去静园二院。

一个文史楼一个静园二院就很明显的把历史系两个专业的学生跟区分开来。

苏亦在考上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之前，对历史系这边的老师情况所知甚少。

一开始，他对张光达就很陌生，直到上对方的中国通史课，都不知道北大历史系还有过这号人物。

等到张光达推荐他看《大唐西域记》，苏亦才想起来这个老师跟季羡林先生一起注释《大唐西域记》，才隐约觉得这位先生在敏感的那年离开北大远去国外。

苏亦也进入历史系蹭课以后才后知后觉张光达未来也是一个史学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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