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翦先生也鼓励他这些行为，后来，因为这些本子给他还有大家惹下不少的麻烦。最后这些本子都没有了。这位助教也不在了，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不然，这些本子还留下来的话，未来可以放在咱们北大的校史馆，应该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原始史料了。”

说完这个，俞先生充满叹息。

苏亦觉得直呼可惜。

也对这位助教超前的意识充满了敬佩。现代人喜欢写日记，在考古界，《夏鼐日记》最为着名，然而，那只是夏鼐先生的日记，像这位助教一样记录着自己的所知所闻，以及一些极为重要关于北大的历史事件。再过几十年，这些本子，对后人研究这个年代的历史，绝对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这点，翦先生当年就意识到，俞先生也认识到，可惜这些珍贵的东西最终也没能流传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为什么苏亦会提及把高铭先生的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未来有机会发表呢。

因为他知道未来几十年，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像十年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不会发生。

然而，高铭先生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时代的经历者，对这些东西，始终持有观望状态，慎重一些没有什么不好。

苏亦也意识到自己鲁莽了，再次道歉。

高铭先生却摆了摆手，“我还在故事还在，如果未来大环境明朗的话，你想什么时候写东西都可以，到时候随时找我。现在不方便整理成文字，但说说过去发生的事情，让你们这些小辈知道我们的老前辈都为考古事业做出了那些贡献，我觉得是应该的。所以，想要听故事，没有问题。”

于是，苏亦三人的期待中。

高铭先生的故事又接着讲。

“其实，当年给我们讲课的先生很杂，之前提到的先生只是个别的，还有不少的先生没有提到。不少，先生的特点，也没跟你们说。”

“比如历史专业这边，邓光铭先生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熟。当时，胡仲达先生上古代世界史，杨人楩跟张芝联两位先生分别讲近代和现代世界史，这两位先生学位很好，都曾经留学海外，见多识广，讲述世界史的时候，旁征博引，分享着他们的求学经历，再加上两位先生口齿清晰，我们都比较喜欢。”

终于有一个苏亦熟悉的世界史大佬了。

张芝联先生啊，历史系现在的副主任，室友刘立言跟王凯旋的导师，法国史大拿，没想到他还曾经给高铭先生他们上过课。

真的是北大名师璀璨的50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满级大佬。

当然，高铭先生也不仅仅讲述世界史的老师，也讲中国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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