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拉萨本译完后，于道泉又从友人那里借到一本达斯的《西藏文法初探》，发现其附录中也收入了仓央嘉措情歌，于是他在综合了拉萨本和达斯本后将其扩展为61首。

最后，又加上一位藏族人告诉于道泉的未见于两个版本中的一首后，最终形成62首。

因此，不管是季羡林先生还是于道泉先生，他们都是语言学方面的天才。

在苏亦的眼中，都属于那种从民族所坐公交去北大就可以把波斯语语法全部学完的天才。

这位央民博士毕业以后，去民族所工作的天才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当年杉山正明有个学生，据说是个语言天才，波斯语学了一个星期就会了。我当时觉得他很厉害。现在一学我才发现，这有什么啊，一个星期才学会，那也忒笨了，我从民族所坐公交车到北大的路上就能把语法全部学完。”

所以这个故事，真不是苏亦杜撰的。

而且这位天才兄，也姓苏。

上面那段话涉及到一个人——杉山正明。

他是谁？

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日本人。专长于蒙古史、中亚游牧民族史。现为京都大学文学教授。

还担任过北大历史系客座教授。

《蒙古帝国的兴亡》就是他写的。

既然是京都大学的教授，学术脉络跟京都派也算是一脉相承了。日本学者早些年一直专注于满蒙回藏鲜之学，试图从这些中国边境民族历史去解构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民族性大一统国家，所谓的大一统都是中国汉族的王朝。

现在，日本学者虽然不鼓吹这一套了，毕竟二战以后，它们称霸东亚之心，已经消亡殆尽，但，日本学者对满蒙回藏鲜之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断。

杉山正明算是一个日本学界研究蒙古史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是一个跟中国学术界交流比较多的日本学者之一。

当然，杉山正明除了研究蒙古史，也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史，不然，他的学生学波斯语干啥。

这些东西跟诗歌翻译有什么关系？

关系不大。

主要是论述，诗歌翻译背后的故事，更加利于他人了解诗歌的真正内涵，以及原文跟译本之间的差异。

这其中的差异，就是译者的文学素养的最终呈现。

《罗摩衍那》是如此，《问佛》是如此。

恰好，苏亦都读过，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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