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赔付的铜钱，被训做成了宗旅（族）之盉。

……

这个宗旅之盉也就是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窖藏里面出土的训匜西周青铜器。

整个青铜器则是被董家村一个叫做董宏哲的农民给挖出来的。

一连挖出好几个青铜器。

最后上报有关部门。

全国各地的专家蜂拥而至。

岐山董家村也就是开始出名了。

仅仅是这个青铜器就可以讲述一个相当经长的故事。

从它的铭文考释，也能够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

比如可以知道西周的审判是由司法官吏主持的，理论上罪犯跟证人都必须到场，然而，贵族官员却享有特权，因此，牧牛奴隶的上司没有到庭，也是可以的。

甚至，口供成了主要的证据。

不过誓言也很重要。

也需要认证、书证、物证等证据。

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证据制度。

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摒弃了夏商的神示证据。

甚至，这些出土文物也成为衡量存世文献《周礼》等典籍真伪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那么李学勤先生，在文章里面都考释了哪一部分？

又有哪一部分，是前人的考释？

实际上，唐兰先生，在《文物》1976 年第5期，也写过《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李学勤先生的考释跟唐兰先生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同。

器铭第 2 行的“成”字后一字，楷写作“?”若“?”，也是正确的，但在释读时却遇到了疑问。李学勤先生指出，在铭文里面这个字读为?，在文义上是不可通的”，并以《说文通训定声》所言“从（歺又）声的字常可和从赞声、献声互通”为据，认为这个字应读为谳。

《说文》：“谳，议罪也。”

李先生还指出谳的意义接近于判决”。

李先生的观点得到多数与会学者赞同。

那么唐兰先生的观点呢？

就没有人认可吗？

自然也有。

唐兰先生以“音近通用”为根据，说“?就是汉代法律上专用名词的劾”，此说也有不少学者赞同。

然而，不过他们怎么考释。

有一点，基本上是趋同的。

即认定此铭是一件法律文书，因而读谳、读劾，都指向性非常明显。

此外，李学勤先生认为，“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分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

尽管如此，在判决书上要写明争讼双方之名，也是必须的。

《曶鼎》所记“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个文章考释下来，对比前人的观点，又表述自己的观点。

慢慢听下来，也蛮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个可以糊弄的文章。

当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与会的一个女学者就写了一篇《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

文章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然后作者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

这篇文章看起来，本身没啥问题。

苏亦之所以觉得有趣，完全就是因为它是在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写的文章。

所以并非与会学者，都要学各种文字考释类的文章。

那么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

自然是关于“妇好”墓的。

在国内各个考古墓葬遗址之中，妇好墓极为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想要找到未扰动的大墓极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于这座基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

“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5.6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

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过五百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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