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方也属于院内专家，之前苏亦撰写故宫学的文章涉及到明清档案部分，也曾经请教过对方，不算太陌生。

相比较王世襄的《谈匏器》，这篇文章更多是介绍明清档案及其价值，是一篇概论式的文章。

郑里是当前国内极少关注故宫明清档案的学者，因此，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引用其他文献，利用故宫明清档案部的文献资料直接就开写，校对起来也相对容易。

又因为是院内研究人员，沟通起来也方便很多。

此外，让苏亦印象深刻的则是耿鉴庭先生，他既是耳鼻喉科专家又是医史学家、还是文献学家。

那么这位先生跟故宫有什么渊源呢？

为什么刘北汜先生会跟他约稿？

这要从老先生在医史方面的贡献说起，他开拓了以文物考古为基础的医史学研究新途径，从而丰富了医史学的内容。

在他担任BJ医史学会主任委员期间，发起了对蒙、藏医药学的研究，对道家丘处机的研究，都有极深远影响。

对故宫博物院收藏医疗器具和医药档案的研究，发表过系统的论文。

不仅如此，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医药文物及其女尸，以及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更是亲临现场详加考研，成果卓着。

这位先生，完全就是医学考古界的大佬啊。

他对为中日科技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鉴真大师及其医学成就有深刻研究。在他和其他人士的呼吁下，70年代于扬州建立了鉴真纪念堂。

甚至纪念堂就是梁思成参照鉴真在日本的主要遗物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筑的。

可以说，老先生的研究方向，完全是苏亦陌生的领域，又是他好奇的领域，涉及到生物医学的鉴定考古，已经是科技考古的范畴了。

不过他的撰写的文章却不是什么医学考古，而是《蒸熏器》，跟王世襄先生一样，都是属于医疗文物的研究范畴。

也不是看到这篇文章，苏亦还真不知道蒸熏器有那么多讲究。

果然，任何一个器物类型，都蕴含着大学问，难怪前世读研的时候，会有老师说文物学就是一个巨坑，跳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浩瀚如烟，深不可测。

当然也不全都是研究单一器物的，比如杜乃松先生的《谈铜器定名中的一些问题》，就是以铜器命名为研究方向。

苏亦跟杜乃松先生很亲近，因为对方是他的直系学长，1962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协助唐兰先生作研究工作。

苏亦刚来故宫实习的，就是俞伟朝先生亲自杜先生介绍跟他认识的。

然而，就在苏亦在故宫忙着跟老学长谈论文章的修改进度的时候，突然就传来一个巨大的噩耗。

唐兰先生病危。

需要他们赶往医院，探望先生。

瞬间，苏亦都有些恍惚。

一个时代，就要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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