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 年至 1978 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着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发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容庚“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身份献疑》）。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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