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二月二，李自成来到大明。

这位二十五岁的后生才当了一天驿卒就下岗了，那必须再就业呀。

明末这环境太糟心，只有造反还算是一条出路。

扯旗吧！

风风雨雨打拼近三年，李自成在一众反王流贼里崭露头角，建立大顺国，麾下有了两万多人马。

崇祯五年是个分水岭。

十月份，李自成一方面为了解救吕梁山危局，一方面试探着想找个稳固根据地，大顺攻下怀庆府。

接着李自成率领四千轻骑在一个月时间转战千里，击破了明军准备合围过来的几支援军。

那些明军算不上是精锐，但也是大明的一线边军，被李自成打了个稀里哗啦。他们不过如此。

李自成这就有些膨胀了。

他回到怀庆后嚣张的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如果走激进路线，“五年成功”未必是一句空话。

就凭李自成新造出来的那些火器，依靠上党源源不断出产的火枪、火炮，以及基本接近了近代化方式训练出来的士兵，这年头各方面都先进了两百年的大顺军去打仗，根本没有一合之敌。

谁能挡得住大顺军？

砸烂一个旧射会容易，建设一个新社会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好的。

如果大顺军攻掠天下太迅速，他手底下这帮人还没来得及成长就走向高位，那么留给将来的隐患太大。

李自成再厉害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大顺国交给一群骄兵悍将落魄书生治理，那可有的酸爽了。

17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其实不管哪个时代都缺人才，不然也不会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等等说法。

话又说回来，十个厉害的将军也抵不过一个出色的正客。

正治是社会关系，经济是社会关系下的商品交流，战争是正治的延续，军事是战争的一种手段。

简单点打个比方说吧——

一个人想办法吃饭，叫生活。

一群人想办法吃饭，叫经济。

而怎么在一群人吃饭的时候制定规则，分配怎么吃饭，或者如何长久的吃饭，谁吃哪种饭，叫正治。

两群人吃饭的时候发现，野地上有一块肉，那这块肉归哪一伙人吃？他们即可以用正治手段，也可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

当然，要是两种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接下来就可以靠打群架解决。

打赢的人就掌握了主动权、选择权，就能吃的更多更好了。

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正治、经济手段解决的，军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

经济也可以看做是正治问题，毕竟都是利益相关。

所以有说法，“战争是正治的延续”。

战争是正治手段而不是正治目的。用武力解决搞出问题的人，意味着一种达到个人或者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他们最终的本质就是为了分配利益。

庙堂之上动动嘴，下面千军万马跑断腿。

所以，如果动动嘴用正治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自然比跑断腿打个尸山血海划算多了。

比如，烛之武退秦师；比如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

在苏秦和张仪之前，各国基本都是单挑，打不过了叫个人帮忙而已(向列国求救)。

苏秦的“合纵”一成，秦国十几年不敢出函谷关。

直到张仪把三晋拉到了“连横”阵营，秦国才敢去占巴蜀，打楚国。没有张仪，秦国铁定被堵在函谷关出不来，妥妥的等着别人统一天下。

这么说吧，如果把张仪放到后世，那他就相当于是苏连的总里兼外叫部长。

张仪用三寸不烂之舌通过游说、拉拢、分化等方式，成功的离间了英美之间的关系，拆散整个北约。然后一边通过外交恐吓发国和得国，一边又不断地用战争来兼并其他欧洲小国，让苏连的势力穿越东欧和中欧，到达西欧腹地，甚至抵达大西洋，打穿整个欧陆。

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觉得他牛不牛币？这样一个人他能顶多少个师？

一个出色的正客绝对强过十个厉害将军带领的千军万马。

正客和军人思维方式不一样。

对于正客来说，今天可以打得你死我活，明天为了利益可以握手言欢，都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军人就不行，敌人就是敌人，要跟他生死相搏，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快刀斩乱麻，爽则爽矣，却不如正客们杀人还要诛心的手段获得的利益更大。

当然，军人也得看是那种军事家、战术家还是战略家。

历史上的大部分名将其实都是战术家，这种人往往缺乏全局观，只适合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带兵打仗冲锋陷阵之类的。

至于战略家，往往同时是高超的正治家。只不过到了这个层次的人，由于不直接参与指挥战斗，一般又不把他当普通军事家了。

就像是独孤求败一生几个阶段中用过的几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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