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份奏折开始切入正题。

里面详细的讲述了如何筹建“救灾扶贫基金会”，然后又如何将乡贤祠与名宦祠合并，并且将名誉与实利相结合，给予什么优惠，然后还重点叙述了如何拍卖乡贤祠的名额。

仅仅是拍卖乡贤祠名额一项，江泉县就筹集到了两万两现银，足够应对救灾。

这……，所有人都象是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什么时候乡贤祠的名额可以当成白菜一般的标价来卖的？

在大家的认知里，名利二字，名和利是分开来说的。

名是士大夫的专属名词，是不能与污浊的铜臭沾边的。

现在这江泉县彻底的打碎了大家的三观，将“名”直接用“利”的多少来衡量了……

这江泉县令果然是官场里的一朵奇葩！

他这么做，还是官么？

是一个被官位耽误了的商人吧？

这是不对的！

要据理力争！

可应该怎么争呢？众人一时之间有些茫然。

奏折里讲得明白，江泉县并不是“卖名”，而是有选择性地对“乐捐”最多的九人授予“乡贤”的名额。

从程序上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也没有全是用钱来衡量的。

没看到里面还给予一位在救灾中突出表现的，一个铜板没出的方什么镜也授予了“乡贤”的称号么？

虽然怎么看都有欲盖弥彰的味道，可好歹也算是一块遮羞布了。

现在问题来了，那些商人凭什么对乡贤的名额趋之若鹜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成为乡贤的好处实在太多。

国朝注重教化，每个府县都设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尤其是乡贤祠，大点的乡镇都设有。

这样一个虚名本来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还比不上朝廷旌表守节的寡妇。

但江泉县这一次却是把乡贤的等级提高了。

经过乡贤祠与名宦祠的合并，乡贤的好处实际已经能比肩士绅。

也就是说，商人们通过了乡贤这个名份的转化，实际上已经成了士绅阶级。

从四民之末一跃成为四民之首中的一员，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想到这里，大家又想起之前第二封奏折里的私货。

顿时所有人都在心里大骂，大伙在不知不觉间，被那素未谋面的江泉知县给套路了。

乡贤祠与名宦祠合并的条陈，大家可都是点头通过了的,现在要怎么反悔？

君前无戏言，国事岂容儿戏。

众清流满嘴的黄莲味，苦不堪言。

即便是一众奸佞也是目瞪口呆，原来……钱还可以这么变着法子赚的，开眼界了。

每个人脑海里都不由浮现起京城里流传的一句童谣：京城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现在似乎变成了农村套路深，我要回京城？

简直就是颠倒了玩，自诩最精英的京城官僚们，被一个边远小地方的土包子给耍了。

深吸了一口气，众人再度打起精神，所有人都在告诫自己：

且让那厮先笑上一笑，笑到最后才是笑！

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二十万两脏银，现在只解决了两万，还有剩下的十八万呢？

不信你每一项都能这么蒙混过关！真当满朝文武是吃素的么？

接下来就是第四份奏折，具体说的是如何将权利转移到“救灾扶贫基金会”的过程。

所谓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江泉县抓住大灾这个不利的时机，果断实行全县物资的“统筹统销”。

将“救灾扶贫基金会”打造成了一个控制全县粮食，生丝，运输等大宗经济命脉的怪物。

生生把一个天灾扭转成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

这份谋划的眼光和能力，相信此时朝堂上没一个人能想得到。

当然，借机生利是免不了的，这个“救灾扶贫基金会”的董事名额除了之前的十名乡贤之外，又从商人之中产生了十五名。

这个名额不出意外也不是白给的，是要真金白银兑现出来的，得到了四万多万“押金”。

而且这县令还狗胆包天，擅自改变国策，放宽种植桑田侵占水田面积。

八万多亩地，又得了十二万两白银，我去啊！

江泉县空手套白狼，全部的收益加起来，足有十八万两之多，当然，有四万多是“押金”。

这还不算粮食生丝等杂物。

所有人都的脸色都憋得相当难受，如同正在便秘一般。

这份奏折里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擅自放宽种植桑田，侵占水田面积”的国策。

这绝对是上纲上线的大事，可现在放在大灾之后的背景上，却是根本没法说理？

大灾之中，这些田地被淹，损失是必然的，减产减赋自不必说，生产自救也是必然的。

可这每一条都是要钱的，资金从何而来？赋税又要减免多少才够？

现在江泉县不非但没有向朝廷伸手要半文钱，还能承诺今年上交的税赋增加三成，这就直接直中朝廷的软肋了。

好吧，若是诸公不同意，这些损失就由朝廷自己来担好了，你先拔几万两银子花花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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