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时温州已开埠，但城里的西方人还是很少。据记载，苏慧廉抵达温州时，这座小城里连英国领事、法国海关专员在内，只有十二个外国人。

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碧眼赤须者是怪物。中国人那时很骄傲，自称天朝，是世界的中心。梁启超曾感叹，在甲午战争前后，堂堂的北京书铺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或许，那时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世界地图。

苏慧廉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中国男孩在教会学校接受人种知识的测试，老师问他：

“黑人是什么肤色？孩子。”考官问。

“黑色，先生。”

“不错，那美国印第安人是什么肤色？”

“紫铜色，先生。”

“对极了，英国人呢？”

“白色，先生。”

“现在问你，中国人是什么肤色？孩子。”

“人的颜色，先生。”孩子骄傲地回答。

中国人眼中白人的肤色，可用的比喻是“白得像死人一样”。很不幸，苏慧廉就是这样的肤色。

人群中只有一个半怯半羞的白脸青年，因为这些人的习俗、心智、风气、道德素养与这青年大相径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到这里，肯定没安好心吧？来教育他们吗？这个“死人白”青年要来教化他们这些孔圣人的后代·那真可笑之至！

另一个打击我们英国人优越感的是我们美妙的字母印刷体被中国人说成苍蝇脚沾了墨水爬出来的痕迹。(见苏路熙：《乐往中国》)

路熙说：“没有同伴喊他，没有空旷地区可去。即使有空旷地方，他也不敢走得太远，以免走失了。偶尔他冒险独自一人出去散步，起初单独出去感觉非常勇敢，每一条路的转弯处都很小心，恐怕找不到回来的路。他大步往家赶时，东拐西拐，一旦他无法辨别出周围环境时，心跳便加快。人们盯着他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种恶意与恐怖。连狗也成了他的敌人，居然不认得他是个外国人，把他当作衣衫褴褛的乞丐，恶狠狠地追着他的脚后跟狂吠。他浑身冒汗很是着急，他以超常的勇气往家赶，速度很快，还未来得及发现自己到了哪里，已闯进自家的院门，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多么令人放心！从那可怕的大街回来后，他住的房子看起来多漂亮！紧张之后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不过他后来很可笑地发现，他离开家门的距离始终不到半英里！”

“最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期待他的到来和他的福音。”苏慧廉自己也一声叹息。

好在当时有位姓顾的信徒，是个商人，早年游历过美国与澳大利亚，会说流利的英语。苏慧廉初抵第一年，受他帮助不少。不过顾先生是永嘉剩庄人，不常来城里，大多数时候苏慧廉仍是孤独的。

说温州话、做温州人

苏慧廉决定效法耶稣的门徒保罗，“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在一起做温州人。

做温州人，他碰见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

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汉语及方言。如果分得更细点，其中的汉语又有书面语（文言文）与口头语（当时称为官话），而作为官话的口头语，与温州本地方言还差异很大。温州虽属吴语地区，但因地处偏僻，本地方言与周边迥异，几乎可以用自成体系来形容。外地人今天到温州，都觉得温州话像鸟语，更何况是对外国人，还是在一百年前的清代。

清代有些法令在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不准中国人出洋；不准外商（当时贬称“夷商”）在广州过冬；不准洋人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据说，当时一个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外国商人学习汉语，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斩首。基督教第一位西来传教士马礼逊出了让洋人都觉甚高的价钱，才聘请到一位“不怕死”的中文教师。这个老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而不是去教书的，**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好在苏慧廉到温州时，这些法令已有所松弛。

他挨着一个中国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北方官话辞书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识一个汉字，学会发音后不知怎样拼读，费力地拼会后，又弄不懂字义。他像一个初学速记者，最初未能清晰读出自己所记的东西。（见“oumissioninchina”）

挨着他坐的中国人就是偕我公会请来的本地牧师，也是苏慧廉的第一个汉语老师。这个牧师据说叫“Alas”，是个举人。他原属内地会，因脾气不好被解雇，遂转聘于偕我公会。

这位老人每天尽忠职守地打开教堂的大门，不管来人是谁，他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宣讲福音。有时，笔者也会坐在一侧学习当地方言，半是充当吸引路人注意力的角色，半也是很有成就感地从他的讲道稿上认出一两个字来。每个星期日和每天晚上，我们都为信徒准备了礼拜，这是一项缓慢而枯燥的工作。布道毫无吸引力，吟唱赞美诗像在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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