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庄辛的《谏楚襄王》，以往各种选本都据《战国策》选入，其实《新序》所录保留了原文历史真实性与地域特色，更能反映战国时文学的特色。据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这类材料原本为书信、上书、谏说辞令底稿追记稿，多无主名。《战国策》《说苑》《新序》所收在开头、结尾加了主名和有关背景及有关事情发展结果的文字，这都是汇编者所加，所以有的将人名弄错。据此《谏楚襄王》应是庄辛所写文章献于楚襄王者，传抄者加了开头结尾的字。

本篇是庄辛劝谏楚襄王应远离奸佞谄媚之徒而襄王不听，结果造成秦兵大举进攻占领了巫山、江汉和楚都鄢、郢之地的情况下向楚襄王的劝谏之辞。此时楚襄王已悔当时未用庄辛之言，但不一定对有关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在形势好转之时可能会旧病复发，所以庄辛在劝谏之前先说：“君王用辛言，则可；不用辛言，又将甚乎此。”以便使楚襄王看清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引了“亡羊而固牢，未为迟”等语，又使他看到只要猛醒，也还来得及补救。“汤武以百里王，桀纣以天下亡”是全文主旨所在，却在说明尚有机会改正错误之处点出，行文既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摇曳多姿。然后下面以形式上并列而内容上递进的五段，说明作为一国之主，不能亲近小人、沉溺于声色，不理国事，对其他国家的觊觎完全不知。

作者由青蛉到黄雀，再到鸿鹄，再到蔡圣侯，再到楚襄王，由小到大，由近到远一步步比喻言之，使楚襄王认识到：在世间万物之中，无不存在互相较量，从昆虫至一国之君，生存中都时时存在危险。可以说，这是用归纳证明一条定理：勤于国政，以富民强国为务者兴，怠于国政，以欲财与享乐为务者亡。其证明之方法与赫胥黎之证明自然界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办法有点相似，但作者是以勤政亲民为宗旨。在整个阶级社会中，庄辛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很具有启发性与教育意义。这五段文字整饬，多排比，而很有文采，形容事物能抓住特征，形象而生动。

前人对本文也极为称赞，明代田艺蘅说：“其说从小而至大，从物而至人，从外而及内，缓而不骤，婉而不触。”胡时化说：“渐说到襄王身上，文极委曲。”（明张文爟《战国策谭棷》卷五引）清余诚说：“起首数行以‘未晚’‘未迟’劝慰顷襄，已括一篇大旨。下乃宽宽借客相形，从小说到大，从物说到人，从人说到王，最有步骤，而无力人情又最透快，闻着那得不猛省！”（《古文释义》）近人刘咸炘说：“纵横之辞，具《战国策》。其铺张之势，引喻类物，即赋家之源。若庄辛之引喻，穷极情志。辛本楚人，盖屈宋之徒也。”（《文学述林》）这些都可说是领略到了本篇体制上的特征与其中的意趣。

我们将本文看作赋，因为它有如下特征：一、由问对引起全文，此即刘勰所说“述客主以首引”；二、主体部分由内容上同类的段落组成，其事理意义则逐层递进；三、语言骈散结合，介于赋与散文之间。将上述几点与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枚乘的《七发》等比对而看，不难看出其中的源流关系，显然，它给这些作品以巨大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七体赋之滥觞。明代陆深以为此文乃“策赋之流”，实乃灼见。《七发》是汉代散体赋的开端，因此，《谏楚襄王》与后来的汉赋也是有着血缘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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