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不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吗？“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典雅的《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馀”）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二千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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