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典籍里罕见的“体大虑周”的理论专着，《情采》则是其中带有关键性的一篇。“情采”的“情”，指情理、情性，亦即文章的思想感情；“采”指文采、辞采，即文章的语言修饰。“情”和“采”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谓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是文章学、文艺学中的一个大题目。

《情采》篇是怎样来论述这个大题目的呢？

一开始，作者从“文章”二字的正名入手，引出了文质并重、不可偏废的主张。我们知道，“文”和“章”原本都有花纹的涵义，其中必然包含着“采”的要素。但作者紧接着指出：事物外观上的文采，又总是同它内在的质性紧密相联系的。水性虚明，方能结成波纹；树体坚实，才会开出花朵——一定的文采须依附于一定的质地。虎豹身上失去花斑，就同犬羊的外鞟没有差异；犀兕的皮革拿来制甲，也还要涂上红漆才见得美观适用——一定的质地又有待于一定的文采方足以显现。“文附质”和“质待文”，确切地说明了事物内质与外形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至于抒写性灵、铺陈物象的文章，又怎能不焕发出与其内容相适应的明丽光彩来呢？于是作者进而将文采的形态归为三类：由青、黄、赤、白、黑各种色彩所构成的叫“形文”，如织绣的图案；由宫、商、角、徵、羽各种声音所构成的叫“声文”，如演奏中的乐曲；由人的情性如喜、怒、欲、惧、忧所构成的叫“情文”，如人们书写的辞章：它们都是依据质文不可分割的规律而产生出来的。就这样，从广义的“文章”（包括一切有形象的事物）推论到狭义的辞章，从一般事物文质相统一的规律引申出特殊形态的事物——“情文”，申明情性与文采相结合的原理，可谓大处着眼，立论高卓。

那么，“情”和“采”在文章中的结合关系，又该怎样具体来把握呢？作者引证了四家的有关言论，经比较后指出：《孝经》和《老子》尽管注重文辞质实的一面，却并不废弃语言的美；《庄子》和《韩非子》则光强调了辩丽藻饰，不免有华侈过度的弊病。要把握住两者的合理关系，必须弄清楚文章的本源。正好比花粉黛石是用来修饰容貌的，而真正的美丽则出自人的姿质；文辞藻采也是用来修饰言语的，而动人的言辞还发自内在情性。由此作者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用织布时经纬线的交错来比喻文章情理与文辞的结合，其本末主从的关系就表述得很明白了，这可以说是全篇主旨之所在，也是作者论文的一个基本纲领。到这里为止，构成本文的第一大段，即正面立论的部分。

论点既已确立，便转入实际创作现象的考察。作者就情采关系上将历来的文学传统区别为两大倾向：一种是胸中怀有忧思，再通过语言文辞吟唱出来，以期达到讽喻的效果，如《诗经》里的篇什，这叫作“为情而造文”；另一种是内心本无郁积，徒然虚饰着一大堆藻采，便于沽名钓誉，如辞赋家的作品，这叫作“为文而造情”。两种倾向哪一种符合“立文之本源”，是不言而自明的。不同倾向便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前者“写真”，而后者“烦滥”；前者“要约”，而后者“淫丽”。两两相较，取舍亦很明显。在作者看来，可惜的是，后世文章家大多走上“为文造情”的道路，采袭伪滥，忽略真情，以至热中功名富贵的人偏要高唱田园情趣，操心繁忙政务的人亦要空谈隐逸生活，真实的思想感情不复存在，言辞和情志正好相反，这样的文章还怎么能取信于人呢？从区分两大倾向，进而批判“采滥忽真”的近世文风，显示了作者“情采”观的现实针对性。这是本文的第二大段，亦可以算作驳论部分。

正面反面的道理都已讲过，第三大段进入结论。结论部分承上正反对举讲起，且用了一连串比喻和典故来加以申说。鱼钩子本用来钓鱼，但若用翠羽作钓丝，肉桂作钓铒，反而会将鱼吓跑，就好像文辞藻采用来说明道理，而若辞采诡伪，华过于实，也会掩蔽真实的思想感情。织锦的衣服要套上麻布罩衫，是担心它的色彩过于显耀；《周易·贲卦》的“贲”字有文饰的意思，而卦象却归之于白色的本底。这一切表明，文章的写作必须以情理的设置为前提，理正心定，而后摛藻结音，才能“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辉耀，杂色摒弃，这才算辞章的合理修饰，达到文与质的真正统一。最后的结论呼应着开首的立论，但立论部分对“文附质”和“质待文”这两方面关系仅作平列的展开，结论部分则突出了“文不灭质”的思想，显然是有为而发的。

篇末以“赞曰”的形式对全篇大意作了概括，这是《文心雕龙》各篇的定式。赞词无多，要害处要能包举无遗。细细品读，当能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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