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层，萧纲自述其创作兴感之由，大致可归为三点：一是自然景色的感召。六朝文人对于四季风物非常敏感，认为它能触发人们心中蕴蓄的丰富感情，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创作冲动也就由此而产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二是亲友宾客朝游夕宴，酒酣耳热之际，以诗赋抒情娱心。这是贵族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萧纲以皇子之尊，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经常进行这样的活动。三是边塞戎旅生涯的感发。军旅生涯既艰辛又豪迈，既引起将士们浓郁的乡愁，又激发他们豪壮的情怀。“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便是此种悲壮感情的概括。萧纲写此信前，已曾远离京都，历镇荆州、襄阳，那在当时属于西北边境。在襄阳时他还曾遣军北伐，拓地千余里。因此这里所说是有亲身体验的。南朝人重视边塞诗作。钟嵘《〈诗品〉序》也曾突出地说到“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的景象和生活能够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当时人欣赏情感强烈、摇荡性灵的作品，要求作品具有“风力”即情感表现的力度，边塞戎旅之作正容易符合这样的审美趣味。总之，从萧纲这段自述其创作的话中，可知他对于文学的抒情性质有充分的自觉。前面说到他将诗文写作抬到很高的地位，他所重视和爱好的主要就是此类抒情写景之作。他不把文学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而是视之为宣泄个人情感的需要，这也正是所谓“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反映。

这封信用骈俪文体写成，对偶的文句，铿锵的音节，使它具有语言声色之美，而丝毫没有妨碍思想情感的表达。前半段读来觉得意气扬扬，有破竹之势；后半段则寥寥数笔，便形象鲜明，气氛浓郁，富有诗意。它反映了萧纲的文学观点，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文献，同时本身也是一篇耐读的骈文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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