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这篇《讳辩》当时反应如何，看来有同意的，但是也有大摇其头，不以为然的。后者的意见，可以《旧唐书·韩愈传》的评论为代表：“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此文章之甚纰缪者。”纰缪，这里不妨解作是荒唐，《旧唐书》作者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荒唐。清人曾国藩则从另一角度批评：“此种文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所以近代有的选本不选这篇文章。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知《讳辩》这篇文章，自面世后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我们今天肯定这篇文章，则因为它表现了韩愈勇敢的战斗精神，为他所认为的真理而顽强地争辩。

争辩之一，李贺举进士是不是犯了二名律或嫌名律？反对者说是，李贺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所以李贺不能应进士试。韩愈说不对，并抬出律法作为论证根据。律法规定二名不偏讳，即仅用二名中的一名，可不避讳；又规定不讳嫌名，就是同音的可不避讳。而唐朝的这条律法，又是根据《礼记·曲礼》所定的礼法而制定的。所以，不论从本朝的律法，还是圣贤的经典，都可证明李贺举进士是合法的。但是，这还仅是表层的理由，固然引经据律很为充分了，实际尚有更深层的问题存在。避尊（君主）长（祖、父、母）的名讳，是封建等级制度为表达忠孝而规定的礼法，后来演变为国家的律法，强制执行，其本身是极其不合理的。尤其发展到后世，愈演愈烈，无限扩大范围，几乎到荒谬的地步。帝王君主则以此为统治人民、树立威权的一种手段，稍有不慎，便要加上“不忠不孝”的罪名。韩愈当然不敢公然指斥这种礼法制度，但他显然已意识到它的不合理性与荒谬程度。《讳辩》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一问，问得好，问得有理，击中了那些假道学、伪君子的要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他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除了经与律的根据外，韩愈还抬出“国家之典”（列朝遵行的典则）做他立论的根据。唐朝不避太祖李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昞、玄宗李隆基的同音名讳，既然如此，李贺为什么不可以举进士呢？这一问也是很有力的。

争辩之二，李贺举进士合不合于圣贤之道？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圣贤的行事和教导。反对者的所谓“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所标榜的也是圣贤之道。韩愈为此特别抬出周公、孔子、曾参的行事，作为他进行论争的依据。周公作诗不讳文王、武王的名，孔子讲话不讳母亲的名，曾参讲话不讳父亲的名，他们都是圣人贤人。韩愈进一步发问：“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这又是一个使反对者无以回答的问题，这也揭露了避讳制度的可笑与不合理。你们这些人不是口口声声要孝于父母、效法圣贤吗？“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这一反驳，真是厉害极了，一语中的，剥开了反对者假道学、伪君子的真面目。至此李贺举进士之不容非议，完全合乎圣贤之道，这道理是明明白白的了。

宋代谢枋得曾评论这篇文章说：“理强气直，意高辞严。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说破，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样文法。”（《文章轨范》卷二）这是文论家从文章轨范角度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得更广阔一些。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战斗性是很强的。韩愈所面对的是一群人，而不是单一某个人；是一股顽固势力，而不是个别的流言蜚语。这群人，这股势力，因循守旧，嫉贤害能，但又貌似公正，遵纪守法。同他们作斗争，笔锋要像匕首般犀利，层层剖析，剥开他们的画皮，使其无从遁形。韩愈本人是儒家正统的卫道士，但他对于假道学、伪君子之流假借道学之名推行的不合理制度，则嫉之如仇，坚决抵制。我看近代杂文的传统，尽可上溯到韩愈。而《讳辩》，就是韩愈杂文的代表作。

其次，《讳辩》所批评的虽是唐朝当时的社会现象，但对后世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讳辩》所批评的那些可笑的、荒谬的、不合理的避讳现象，后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成为套在人民颈上的沉重枷锁。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前做过和尚、做过盗贼，所以臣下奏章只要犯了和尚（僧）或盗贼的嫌名，以为就是骂他，立即赐死。辛亥革命以后，帝王没有了，避讳转换了形式，变成各式各样的禁忌。例如十年浩劫中，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许说，真话只能闷在肚里，或者绕着弯子说，等等，等等。这些，假如读读《讳辩》，就会恍然古人的作品为什么流传至今尚有生命力，让人读之如新，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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