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张中丞传〉后叙》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是表彰安史之乱期间睢阳（今河南商丘）守将张巡、许远的一篇名作。睢阳是江淮的屏障，而唐朝廷军队的给养主要依赖江淮地区。因此，坚守睢阳，对制止叛军南犯，保障给养由淮河、长江溯汉水进入唐军后方，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史家认为，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之功，不亚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用兵。

题中的张中丞即张巡，本来是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叛军进入河南后，张巡领兵在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抗战。至德二载（757）正月，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巡领兵杀进睢阳与许远共同守城，直至壮烈牺牲。张巡守睢阳时，朝廷封其为御史中丞、河南节度副使，故称张中丞。曾随他守睢阳的李翰写过一篇《张中丞传》，韩愈这篇文章是对《张中丞传》的阐发和补充，故题为《〈张中丞传〉后叙》。

《后叙》的写作，有其现实针对性。当时距张、许殉难虽已半个世纪，但由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并未停息。社会的动荡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对张、许缺少公正的评价。唐宪宗即位后，以武力削藩，但不少人主张姑息，反对用兵。因此，本文的用意，不限于评价张、许，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叛乱势力张目者的回击。

宋人张耒说：“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明道杂志》）本文忽而议论，忽而叙事，议论、叙事中又插入描写和抒情。除叙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事迹外，还牵涉到于嵩、张籍和作者自己。这样纷繁复杂的头绪和变化，可按由破到立的线索去把握。前三段先通过议论，破小人的诬蔑，后两段通过补叙遗事，彰英雄之业绩。而从材料来源看，则是先据李翰《张巡传》所提供的事实，进行论辩，然后根据作者自己在汴、徐二府的见闻和张籍所提供的材料，补叙英雄遗事。

第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待。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的。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许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了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扞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俨然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现在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究竟居心何在呢？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中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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