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皇佑四年（1052），他以户部侍郎出知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因病请调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五月，未到任而卒，享年六十四岁，人称范颍州。范仲淹死时，王安石才三十二岁，在舒州（治今安徽安庆）任通判。他虽还是一位不太知名的下级地方官，范仲淹生前已对他予以注意和器重。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谓：“公亦尝受知于范公，见重于当世大贤，固甚早也。”王安石自己也说：“矧鄙不肖，辱公知尤。”说明他们两人有很深的情谊，可以说是忘年之交。正因为这样，王安石对范仲淹的死深感悲痛，所以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挥泪写了这篇情文并茂的祭文。

王安石一生写过三十多篇祭文，大都采用整齐的四言韵文的形式，语言精练，抑扬顿挫，富于感情色彩。这篇《祭范颍州文》，对范仲淹的为人和政绩，进行了比较公正、全面的评价，较有价值，值得一读。文章一开始就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末尾则云：“硕人今亡，邦国之忧。”这是贯穿全文的主旨。王安石认为，范仲淹身系天下安危，堪称一世师表，他的死是巨大的损失，是邦国的不幸。核之史实，基本上符合实际，反映了当时的公论，并非溢美之辞。范仲淹在北宋政坛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革新思想的杰出人物。他刚正廉洁，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曾上书朝廷主张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他在西北前线任职多年，对巩固边防、安定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为当代和后世许多爱国志士的座右铭。王安石敬佩范仲淹，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和学习的楷模，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就是振兴宋廷，扭转积弱积贫的局面，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宏图。所以这篇祭文决非一般的应酬文字，而是对一位爱国政治家的公正评价和沉痛悼念。

祭文循着范仲淹的生活轨迹，对他各个时期在不同职位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简约的追述和褒扬，赞美他“闭奸兴良”、“扶贤赞杰”、矫正世风、拨乱反正、御敌安邦、爱抚百姓的种种“治功”，同时也叙述了范仲淹受到政敌排斥、屡次被贬的经历和遭遇。“公之在贬，愈勇为忠”，充分肯定他不向腐朽保守势力妥协的无畏精神。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由于与宰相吕夷简政见不合，曾被放逐数年；召回后，任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采取坚决措施，“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并鼓励对贪官污吏的举报弹劾，使“侥幸者不便”，从而遭到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诽谤，终于被迫“自请罢政事”，离京外放。对此，王安石在祭文中写道：“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对范仲淹未能尽展其才，深表遗憾。在封建社会，一切正直的爱国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最后只能赍志以殁，含恨而终。范仲淹是如此，王安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之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呵！

唯其如此，这篇祭文才写得感情真挚，爱憎分明。虽然作者主要是从正面颂扬范仲淹，但话里话外也鞭挞了阻挠和反对范仲淹进行改革的腐朽势力。从文章中我们既能感受到范仲淹的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同时也可约略窥见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它是一篇较有内容的祭文。由于受四言文的局限，文字比较古奥，但认真披读，仍觉十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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