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班头抹了把脸，慌忙赔罪道：“没有没有，江老板拿我当个人，我连谢都来不及呢，哪还敢挑呀！”

“哦，那就是今天被人打了，心里不痛快？”

“江老板，我不是不痛快，我是心寒呐！”

李班头见江连横问了，便借着酒劲儿哀声叹道：“这年头太乱了，徒弟打师傅，上哪说理去呀！”

提起这茬儿，朱总办就有点怨气，当即斥责道：“今天劳工叫歇，归根结底就是你捅出来的篓子，要不然也不会闹成这样，你还在那叭叭上了！我看那几家报馆的违约金，就应该让你来——”

话没说完，江连横便抬手打断道：“朱总办，你先消消气，我想听李班头给我讲讲情况。”

朱总办闻言，只好忍气作罢，但却闹不明白江连横为何执意要把李班头叫来会面。

李班头本就满肚子苦水，一看江连横想听，便立马滔滔不绝地倾诉起来。

“江老板，他们说我打骂劳工，我可真是太冤枉了。抽俩嘴巴，扇个脑瓢，那能叫打人么，就算是打人，我不也是为了他们好么。不打，怎么能成材料；不打，怎么能把活儿干好呀？”

江连横没有表态，示意李班头继续往下说。

老年间的时候，除了读书、投军、种地，其他所有买卖行当、靠手艺吃饭的，甭管生意多大，都算是跑江湖的人，既在江湖之中，就难免许多规矩门道，印刷行当也不例外，业内都有师徒传承。

现在时代变了，进厂做工忽然成了件很体面的差事，不再算是丢人的去处。

那些年轻的劳工也不认为自己是江湖中人，机器设备越来越方便，老师傅的地位就显得越来越尴尬，其中很多人不思进取，很快就在工业浪潮下落在人后，渐渐失去了所谓的师道尊严。

李班头的脑袋还算活泛，跟得上潮流，下得了苦功，因此始终都是业内大能，单论制版的活儿，奉天城没人比得了他，但他同时也坚守着过去的老令儿，骨子里认可的，也仍旧是那套师徒传承的关系。

然而，那实在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现在这帮小年轻，平时太矜贵了，打不得、骂不得，整天就知道惦记着那点工钱，愧对了祖师爷，那活儿能干好么，对自己干的这行没有敬意，那就绝不可能成材！”

李班头颇为愤慨，恨恨地说：“江老板，我过去当学徒那阵儿，早晨四点上工，我三点就得出门，绕道去给我师傅买早点去，学艺三年，给师傅捏肩捶腿、点烟倒茶，我是半句怨言都没有啊，谁让我跟人家混饭吃呢，哪像现在这帮年轻人，唉！”

他的意思很明确——师傅打徒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任谁也挑不出毛病！

可他就是不理解，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把他当师傅，真正意义上的师傅。

江连横仍然没有表态，转而却问：“那他们的活儿到底干得咋样啊？”

“纯粹就是瞎胡闹！”李班头把嘴一撇，“要是按照我的标准，那帮小兔崽子全都不合格！”

此话一出，就连朱总办也不禁点头附和道：“那确实，要是跟老李比起来，他们还真就差点意思。”

印刷厂里的制版工很重要，版子不好，甭管用多上乘的油墨，印出来也是一团糟。

江连横不太了解这行的情况，便随口多问了几句。

李班头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叨叨了小半天，果真说得头头是道，江连横听罢，也不禁对此人多了几分敬佩。

朱总办和莫老五是行内人，自然懒得细听，只是不明白现在打听这些小事有什么用。

江连横却说：“凡事都得有个标准，有了标准，就能把劳工分成三六九等，大家凭能耐吃饭，公平合理，总不至于有什么怨言吧？”

莫老五思忖片刻，皱眉问道：“江老板的意思是，制定高标准，按照劳工的能耐大小，来给他们涨工钱，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不，五爷，你把这件事的重点搞错了。”

“什么意思？”

江连横点了支烟，淡淡地说：“重点不是‘劳工凭能耐吃饭’，而是‘把劳工分成三六九等’。”

朱总办不认为这办法管用，喃喃自语道：“可我那印刷厂里的劳工，按照年头、手艺和工种，本来就已经有三六九等了——”

“那就再往下细分，”江连横打断道，“你把劳工分得越细，他们就越容易乱套，不患寡而患不均么！”

这时候，窗外的天色早已昏沉下来。

雅间门外，会芳里的生意也渐渐开始上人，姑娘们拥向门口，搔首弄姿，招蜂引蝶，卖力拉拢着过路的嫖客。

没多暂功夫，大堂里便已热闹非凡。

有人独来独往，搂着姑娘直奔二楼上炕；有人三五成群，只在大堂里喝酒听曲儿。

每张客桌上都有姑娘作陪，只有最靠近门口的那张小桌格外冷清。

赵国砚一袭长衫大褂，侧身坐在鼓凳上，左手搭着桌面，右手扶着膝盖，面前只有一碟毛嗑和一壶清茶，时不时嘬饮两口茶水，目光却频频望向街面儿，并不理会场内姑娘的浪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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