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时代不只是3+5=8，其帝王人数应有几十位，其年代应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对于文明的标准，不能一刀切。商代生产工具据考古发现主要是石器。以至曾有“商代为原始社会”的结论。相反，距今七、八千年前精美的有特别意义的玉器、陶器、骨器完全有充当祭祀和王权重器的可能。印加帝国采用结绳记事，没有通行的文字，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国家的性质。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各部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不同步，有5000年前确已建立国家的例子，也有50年前仍处在原始社会的例子。仰韶文化早期已出现父系社会萌芽，中、晚期为父系社会，与神农氏世系为父系传承一致，炎帝末期的轩辕仍处在母系社会末期，及迁到美洲保留母权制遗风，足证不同部族发展的不同步性。

文明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距今8000年左右太昊、伏羲时代应该是较低级的文明。据贾湖文化、老官台文化、兴隆洼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文化显示，各地文化面貌不一。兴隆洼文化有了世界最早的服饰，最早的玉器，最早的村落。兴隆重洼早期聚落约2.4万平方米，集中在近似圆形、周长约570米的环壕内。共8排房子，每排10座左右，一般房屋面积50-80平方米，中部两座房子各约140平方米。大房子是公共活动场所，这已体现出母系社会繁荣的情形。贾湖文化，有的仍称为裴李岗文化的一期，则更具体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包括宗教活动的详细场景。这里已有了父系社会的萌芽。

距今6000年左右，各地考古文化出现了城址、铜器等符合国外文明标准的现象。大溪文化城头山遗址（在湖南澧县），有我国已知最早的城址，城内分区布局很明显，地面铺江陶土块，有水井，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马家窑文化有铜渣和青铜刀，义井文化有铜渣，不论青铜的发现是否偶然，发现则是事实，应被称为原始八卦历的八角星图案在这一时期出现于华东一带，它们代表了中国的“河图”、“洛书”，是历法的表现形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扩展到非常广泛的区域，应是神农氏王天下的体现。房屋朝向中心广场的现象代表了人们对于部落（早期中国？）的向心力。

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城址增多，许多地区进入国家阶段。大地湾的宫殿式建筑，尉迟寺的“豪华”房子，凌家滩、红山文化冶炼青铜的遗迹及青铜器，表明中国在5000年前确实出现了国家。但这种大范围的文化上的光辉，却不如仰韶文化的“大一统”来得广泛。《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未尝宁居”，征战不止，看来没有神农氏那样的统一文化的结果，这应归因于各地方文化大发展，个性更多地保存下来。

少昊未居帝位，《史记》、《竹书纪年》相同，但少昊把文化传到美洲，时间应按玛雅历起点公元前3114年。这个时间反过来可以说明黄帝生活在5000多年前，已有距今5000和5500年的观点。后者更可信。红山文化“女神庙”，供奉对象应是真人，并非虚构的神。母系社会实行图腾崇拜，即使崇拜妇祖先，也应是后来的事。王大有先生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均与黄帝族的图腾有关。这些图案、造型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宗教的产物。据纬书及《史记.封禅书》所引，黄帝应有十世，几百年。退居华北北部以后黄帝族衰落了。华北一带颛顼、帝喾、尧、舜相继为王。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一时期，龙山文化有过繁盛的局面。当为尧舜禹的时代。文献记载关于这一时期相对丰富一些，但考古工作还不够充分。龙山文化有文字，可是没有当时留下的史事记录原件。作为年代框架，要做的事并不比夏代容易。要想分清各王的年代，如没有新的发现，就无法精确到年。

由于禹继舜为共主，双传子启“家天下”，没经过“革命”，考古文化不会有本质的剧变。龙山文化的年代被确定在公元前2600——2000年，尧舜禹三人合计在位时间不会超过200年，但一般把公元前2600——2200年看成尧舜时代，400年不可能只属于二三个王的纪年。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过渡类型引发的争论不影响“先入为主”的研究结果，因为这一时期已有文献记载的资料供参考。尧舜之上，颛顼、帝喾活动中心在河南及周边地区，是否如纬书所称各为数世应予以关注。古人早已指出，《左传.文公十八年》说的“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联社，不陨其名，以至于尧”。表示高辛至尧非一二世，若“八世”与尧同为帝喾之子，谈不上“族”，“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夏、商、周始祖同处一个时代的事实体现了“国家联盟”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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