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翠芬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

她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去年夏天，陈平心还在树下给她搭了个晾衣架，用的是从工地捡来的废钢管。

他说等儿子结婚买了新房，就给她买个全自动洗衣机，带烘干功能的，再也不用手搓。

她忽然想起陈平心早上出门时的背影。

佝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服套在身上，空荡荡的。他推着吴老四那辆破三轮，车轮碾过门槛时卡了一下，他用力往前推，膝盖弯了一下，又直起来。

当时她还在生昨晚的气，没理他。

现在想想，他那会儿走路的样子，好像腿特别沉。

下午一点，雨开始下。

不大，淅淅沥沥的，打在瓦片上噼啪响。周翠芬坐在堂屋门口，看着雨丝从屋檐垂下，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水坑。

手机一直握在手里，每隔十分钟拨一次陈平心的号码。

永远是关机。

到下午三点，雨停了。天色依旧阴沉。

巷子里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院门口。

周翠芬抬起头。

不是陈平心。

是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一个四十多岁，国字脸，表情严肃。一个年轻些，手里拿着个黑色文件夹。

国字脸警察敲了敲敞开的院门。

“是陈平心家吗？”

周翠芬站起来，手里的手机掉在地上，塑料后盖摔开，电池蹦出来，滚到墙角。

“是……是。”她声音发干，“他……他怎么了？”

年轻警察翻开文件夹，看了一眼，又抬头看她：“你是他爱人周翠芬？”

“我是。”

“陈平心在家吗。”

周翠芬愣了愣：“不...不在，他怎么了？”

国字脸警察狐疑的看了看他，另一个警察毫不客气的的往屋里进，东瞅西看不算，还到处翻，周翠芬一句话不敢吭。

国字脸警察挑眉看着周翠芬：“你男人犯事了，如果他回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说着，他递上一张名片。

周翠芬下意识接过名片，“他...他犯什么事了？”她往前走了两步，腿发软，扶住门框，“我男人就是个开车的，他怎么会……”

“事不小也不大，但他回来或者联系你，你如果不通知我们，那就是包庇罪，要坐牢的。”

国字脸警察语速很快，每个字都像小锤子，砸在周翠芬耳朵里，

“如果你们两口子都进去了，你们家就完了，所以放聪明点。”

周翠芬眼泪扑簌簌的掉。

这时候年轻警察也从屋里出来了，对着国字脸警察轻轻摇摇头。

国字脸警察会意，撂下一句“你可别犯傻。”就快步走了。

脚步声消失在巷子尽头。

周翠芬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名片。

雨又开始下。

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泥水。她没动，就站在那里，任由雨淋湿头发，顺着脖子往下淌。

脑子里一片空白。

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也许有一个世纪，她猛地转身冲回屋里。

找钱。

得找钱。

找人。

得找人。

她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能放钱的地方都翻了一遍。床头褥子底下，灶台瓷砖后面，衣柜最上层那床旧棉被的夹层……

又给邻居和亲戚借了点，最后拢在一起，数了三遍。

两千七百四十三块五毛。

她把钱用塑料袋包好，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然后换下湿衣服，穿了件半旧的碎花衬衫，外面套上那件穿了五六年的藏蓝色外套——和陈平心那件工服一个颜色，只是更旧，袖口磨得发白。

锁好院门，她小跑着出了巷子。

第一站是村支书家。

村支书姓吴，和吴老四是一个太爷爷的兄弟，在村里说话管用。周翠芬提了一箱牛奶——家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是去年中秋节亲戚来家拿的，一直没舍得喝。

吴支书正在院子里喝茶，看见周翠芬，放下茶杯。

“翠芬啊，有事？”

周翠芬把牛奶放在石桌上，搓着手，把陈平心的事说了。

吴支书听着，手指在茶杯沿上慢慢摩挲。

“这事啊……”他拖长声音，“不好办。警察抓人，那肯定是犯了法。咱们老百姓，得遵纪守法。”

“支书，平心他肯定是冤枉的，他那么老实一个人……”

“老实？”吴支书笑了，“老实人能偷骑人家的三轮车？”

周翠芬愣了一下，吴老四到底还是把这事给吴支书说了，就这么快。

吴支书笑眯眯的：“翠芬，不是我不帮你，这事涉及法律，村里插不上手。你得去找上面。”

“上面……上面是哪儿？”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吴支书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你得找管事的人。”

周翠芬站着没动，眼泪又不争气的掉了下来：“支书...求求您了，三轮车的事我替他道歉......”

“三轮车是小事，别提了。”吴支书喝了口茶，眼睛眯了起来，扫过她胸前：“这样吧，我给你指条路。镇上派出所的王副所长，是我表侄。他应该能说上话，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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