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海厦对《黄帝内经》中脉象学说的解读更是错得离谱。以真脏脉的解读为例，《黄帝内经》明确指出真脏脉的关键特征是“无胃气则死”，即脉象彻底失去从容和缓之性，暴露出脏腑精气的枯竭。如《素问·玉机真脏论》中对真肝脉、真心脉、真肺脉、真肾脉、真脾脉都有详细且精准的描述，每种真脏脉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主病意义。但倪海厦却将《难经》中“覆脉”“溢脉”直接等同于真脏脉 ，把“脉位延长”与“胃气消亡”这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现代脉学对真脏脉的认知，既继承了《内经》“无胃气”的核心标准，又结合了更多疾病谱的观察，例如姚梅龄在《临证脉学十六讲》中提出真脏脉以“脉无胃气”为根本特征，而倪海厦的论断完全忽略了这一关键要素。

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理念方面，倪海厦的解读同样漏洞百出。他常常脱离《黄帝内经》所倡导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黄帝内经》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人体的内外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诊断和治疗时需要全面考虑患者的症状、体征、生活习惯、情志变化等多方面因素。但倪海厦在解读过程中，往往仅凭单一症状就妄下诊断，给出治疗方案，全然不顾中医诊断的复杂性和严谨性。他在讲解某些疾病的治疗时，过度强调某一种药物或方剂的作用，忽视了因人而异的辨证用药原则，误导学习者认为只要是同一种疾病，就可以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这与《黄帝内经》的精髓背道而驰。

此外，倪海厦还常常将一些未经科学验证的个人观点和经验强行与《黄帝内经》挂钩。比如他声称“吃鱼被卡到了喉咙，用鱼骨头烧成灰喝下去”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不仅在《黄帝内经》中找不到出处，也违背了基本的医学常识，却被他当作中医智慧进行宣扬，实在是贻笑大方。

倪海厦对《黄帝内经》的解读充斥着大量错误，无论是基础理论、脉象学说，还是诊断治疗理念，都未能准确把握经典的内涵。他的这些错误解读，不仅对中医经典的传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广大中医爱好者和学习者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在学习和传承中医经典时，我们应当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以正确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为依据，切勿被这类错误言论所迷惑。

在中医的门派问题上，他更是表现出狭隘和无知。中医的不同门派，如经方派、温病派等，是因地域、水土风俗不同而形成的侧重点不同的治疗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医的整体。但倪海厦却为了抬高自己的经方派，无端攻击温病派，发表针对叶天士等温病派大家的荒唐仇恨言论，破坏了中医内部的和谐与团结，阻碍了中医多元发展。倪海厦对中医其他流派和名家的贬低是真的毫无道理。他极力贬低温病派及李时珍，认为温病派丝毫不敢碰桂附之类的药物，还贬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无是处。然而，温病派是根据当时的天象立法处方治疗温病，且疗效显着，叶天士等温病派治疗疾病时也会使用附子等热药 。李时珍对中药的发展及临床验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是学识还是实践，都值得后人借鉴，倪海厦的贬低言论实在过激。倪海厦在中医理论的传播上，看似有着独特见解，实则错误频出，许多观点和理念严重偏离中医正轨，误导大众对中医的认知。

在理论阐述方面，倪海厦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错误。他对经方概念肆意扩大，声称自己使用的汉唐系列来自经方，但众所周知，经方是指依六经辨证方法使用的、张仲景书中的处方 ，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很多方剂，未必是依六经辨证思路来组方的。他这样的说法违背了《伤寒论》辨证方法的初衷，与仲景先生的理念相悖。如果在经方基础上加药味，那只是经方的化裁，仍属经方，却被他称为“汉唐”方剂，混淆了概念。

在阴阳理论的运用上，倪海厦的解读过于简单片面。他曾说“阴阳本来就是互生的，阴虚时如果使用阳药，则阴将自回，而阳会固守阴，使其不再流失，如此阴阳相合就是正常”。但实际中医临床上，补阴药中配伍少量阳药，即“从阴引阳”，虽有其道理，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像阴虚生内热或阴虚阳陷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方法。阴阳理论在中医里是复杂且灵活的，需结合里外虚实上下寒热等多方面辨证，而不是简单套用公式。

在疾病认知和治疗方法上，倪海厦的观点也存在很大问题。他否定肝炎可以转变为肝癌，这一观点与医学常识相悖。现实中，大量医学研究和临床案例都表明，肝炎若得不到有效控制，是有可能发展为肝癌的。而他自己最终因肝病英年早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疾病认知上的不足。

在用药方面，倪海厦也有极不严谨之处。他对附子等毒性药物的使用毫无顾忌，推荐的剂量远远超出正常标准，这给患者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附子含有乌头碱等有毒成分，必须严格控制用量并先煎、久煎以降低毒性 ，而他随意加大剂量的做法，极易导致患者中毒，严重危害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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