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摆摆手跟她告别，离开茶摊，又溜达到箭楼西侧，站在边上看着。

这边也有人在忙活，一个中年人正带着十几个小伙子搭棚子，跟前扔着些木头、竹竿、塑料布，乱七八糟堆了一地。

那中年人四十来岁，正指挥两个小伙子往地上钉木桩

何雨柱走过去，掏出烟递了一根。

中年人看了他一眼，接过来，就着何雨柱的打火机点着，吸了一口，打量了他一眼。

何雨柱给自己也点上，老实的把打火机合上揣兜里，问道：“同志，您这也是要开茶摊？”

中年人点点头，也不瞒他：“对，前门这儿人多，卖大碗茶应该能行，东边那个茶摊生意就挺不错的。”

何雨柱“哦”了一声，没接话，只是又扫了一眼地上的东西。

棚子还没搭起来，但轮廓已经出来了，几根木桩钉在地上，竹竿横着绑上去，顶上盖塑料布，四面透风。

“您这是打算自己干？”

何雨柱又随口问道。

中年人弹了弹烟灰，语气平静：“我在大栅栏街道办上班，看这帮孩子没活儿干，心里着急，干脆辞了职，带他们干。”

难道这就是尹盛喜？何雨柱心里一动，多看了他两眼。

一个街道办干部，辞了铁饭碗，带着待业青年摆茶摊，这事儿放在前两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现在是1979年，政策变了，人心也活了，敢想敢干的人，也开始冒头了。

不过，一个街道办的干部，能辞掉铁饭碗，带着无业青年出来摆茶摊，这已经不是勇气了，还有信念和责任心。

何雨柱成为不了这种人，但不影响他佩服这种人。

他没再问什么，只是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忙活。

街道办当干部的，嘴没那么短，再说北京南城这边的人话本来就多。

对面的中年人看他不再说话，穿着又挺撑头，就主动问道：“同志贵姓？”

“免贵姓何，您怎么称呼？”

“尹盛喜”

果然是他。

中年人说了自己的名字，又指了指不成形的摊子，语气带着诚恳：“何同志，我看您也是个干部吧？要不给提提意见，这摊子，您觉得能成不？”

何雨柱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片刻，指了指东边：“东边那摊，您也去看过了吧？”

尹盛喜点点头：“看了，张占英那丫头带着十几个孩子干得挺红火。”

“人家十块钱起步，头个月挣了六百。”

何雨柱顿了顿，继续道：“您这儿起步比人家晚，要是跟在人家后头学，永远追不上，做买卖最怕的不是没本钱，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

尹盛喜愣了一下，若有所思道：“您能详细说说吗？”

“您想听，我就跟您多说几句，您别嫌我多嘴。”

“您说您说。”

何雨柱指指箭楼，又指指东边儿：“东西两个茶摊，都是两分钱，都是解渴，既然东边儿卖的是茶，那西边儿就卖个念想呗，北京人多少年没喝过大碗茶了？”

尹盛喜微微蹙眉，一时没有回话。

何雨柱也不等他回答，接着说道：“您得跟人家不一样，东边是青年茶社，您这儿也得有个名儿吧？比如就叫‘前门大碗茶’。”

“您想啊，外地人来了北京，谁不想在前门底下喝碗茶？咱北京人自己，多少年没在前门底下喝过茶了？您把这碗茶跟前门拴一块儿，这买卖就不是卖茶了，是卖地界儿。”

嗯？我他么啥时候是北京人了？我不是内蒙人吗？

尹盛喜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手里的烟都忘了抽。

何雨柱来了兴致，也不管合不合适，就他么瞎出主意。

“还有，您这摊子刚开张，得让人知道，头三天您甭收钱，两分钱一碗的茶您白送三天，能送出多少？撑死了几十块钱。

可这几十块钱花出去，满前门的人都知道箭楼西边有个茶摊，大碗茶不要钱，等人来了，您那茶好喝不好喝的，谁还计较？吃喝买卖这个东西就是越挤人越多。

旁边一个帮忙干活的年轻姑娘听到何雨柱白话，也凑过来：“免费？那不得亏死？”

何雨柱笑了笑，看了那姑娘一眼：“免费三天，亏的是几十块钱，可换来的是更多的人认识你，等第四天开始收钱，很快就能赚回来。”

那姑娘张了张嘴，刚想说话就被尹盛喜制止。

尹盛喜掐了烟，脸上的表情从将信将疑变成了认真琢磨，他盯着何雨柱看了两秒，伸手跟他握了握：“何同志，您这法子我看行，以后我们这儿就叫前门大碗儿茶了。”

何雨柱把手抽回来，冲他摆摆手：“嗨，我瞎说的，您随便听听。”

说完就不再跟尹盛喜瞎掰，转身去骑上车往北而去，突然来了兴致，觉得有首歌特别合适，也不管人家还没写出来呢，就大声唱着：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儿

仿佛挨着我的家…”

身后隐约还传来钉木桩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是在敲打着这个时代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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