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分这个东西啊，很邪门，他根本就不可能错过，你想躲都躲不掉这玩意儿，它就像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给你按了个，就那进度条，走着走着，你俩碰一起了，他来了就是来了，这哪怕你是绕着走，它在下一个路口还会跟你撞在一起。

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图拉省铁路调度所的三级调度员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亲口讲的。他讲这话的时候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号，星期四，窗外下着那种图拉特有的雨——不是雨，是老天爷往地上倒稀粥，灰的，黏的，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像是整个天空都在生锈。

那天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本来不该值班。他请了假，要去梁赞看他姑妈，他姑妈叫普拉斯科维娅·伊里奇尼奇娜，八十七岁了，据说快不行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是个孝顺人，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他穿上那件灰色的棉大衣，拎着一网兜橘子——梁赞的橘子比图拉的甜，这是全罗刹国都知道的事——就往图拉一号火车站走。

他走到火车站广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图拉一号火车站那个钟楼，指针永远停在十一点四十七分，没人修，也没人敢修。老人们说那钟楼底下压着东西，一九一七年的时候有个白军军官在那儿吊死过，后来苏维埃来了，又有个契卡的人在同一个横梁上吊死了，再后来德国人来了，又吊死了一个。那根横梁就跟赶集似的，谁都来挂一回。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不信这些。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在铁路技校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考试还得了四分——五分制的四分，相当不错了。他穿过广场，踩着那种能把靴底子粘掉的烂泥，走进了候车大厅。

候车大厅里的灯管有一半是坏的，剩下的一半在那儿一闪一闪的，像是得了癫痫。暖气片倒是热的，热得不正常，像是里面烧的不是热水，是岩浆。大厅里没几个人，角落里坐着个老太太，裹着头巾，在那儿打盹，旁边放着个编织袋，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没细看，他急着赶火车。

他走到售票窗口，窗口后面坐着个女的。

这就是他这辈子犯的第一个错误——他看了她一眼。

二

那女的叫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莫罗佐娃，图拉一号火车站的售票员，工号四七一二。她长得不算好看，但也不算难看，就是那种你看一眼觉得普通，看第二眼觉得不对，看第三眼就再也移不开的脸。她的眼睛是灰绿色的，像图拉河冬天的水，表面结了冰，底下不知道有多深。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梳得很整齐，在脑后挽了个髻，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着。她穿着铁路系统的制服，灰色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去梁赞的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

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看了他一眼。就那一眼，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后来跟人描述的时候说，就像是有人拿一根冰锥子从他的后脑勺扎进去，一直扎到脚后跟，整个人都通透了。

去梁赞的票没了。她说，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死亡通知书。

不可能，我查过时刻表，十一点五十八有一趟。

那趟车取消了。

为什么取消？

因为要等一个人。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愣了一下。他是个较真的人，在调度所干了十一年，最恨的就是这种没头没脑的回答。他刚要发作，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已经把一张票从窗口下面推了出来。

下一趟，凌晨两点十七分。硬座，七号车厢，十四号下铺。

他低头看那张票。票是对的，日期对，车次对，座位对。但票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用那种老式的铅字打印的，他凑近了才看清：

此票不可退，不可改，不可转让。持票人须在图拉站等候。

这什么意思？他问。

但窗口后面已经没人了。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不见了，就像她从来没在那儿坐过一样。窗口的玻璃上只剩下一层雾气，雾气里隐隐约约有个手印，五根手指，很细，像是女人的手。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张票，觉得后背发凉。他回头看了一眼候车大厅，那个角落里的老太太还在打盹，编织袋里的东西还在动。暖气片还在发出那种不正常的热度。

他想把票扔了。但他的手不听使唤。那张票就像长在他手心里一样，他甩了三次，每次票都回到他手里，而且每次回来的时候，那行小字就更清楚一点。

到第三次的时候，那行字变成了：

你走不了的，阿列克谢。

三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是个倔强的人。这一点他姑妈普拉斯科维娅·伊里奇尼奇娜最清楚，她常说，阿列克谢这孩子，倔得像图拉的samovar，你把它推倒了，它自己还能立起来。

他决定不等那趟凌晨两点的车了。他要走着去梁赞。

图拉到梁赞，二百一十三公里，走路得走两天。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当年在部队服役的时候，背着三十公斤的装备行军过三百公里，他觉得自己行。他把那张票塞进大衣内兜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可能是舍不得那七个卢布——然后推开候车大厅的门，走进了图拉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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