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在冬天的涅瓦大街上看见一个人穿着单薄的旧外套却面带微笑，那你最好绕着他走。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他可能比你清醒得多。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沃尔科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住在丰坦卡河边一栋老房子的四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三年也没人修。他的公寓只有十二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用了十年的电炉，以及墙角堆得整整齐齐的几袋土豆和卷心菜——那是他从亚美尼亚市场批发来的，土豆八卢布一公斤，卷心菜九卢布一颗，够他吃上两个星期。

阿列克谢在涅瓦区一家印刷厂做校对员，月薪四万两千卢布。这个数字在圣彼得堡不算高，但如果你知道他怎么花钱，你就会明白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他的早餐雷打不动：两个鸡蛋加一片黑面包。鸡蛋是他在五号市场买的，二十卢布十个，平均两卢布一个。黑面包从楼下面包房买，八卢布一片。总共十三卢布，折合人民币不到一块钱。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得很仔细，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午餐他自己带。头天晚上他会去普鲁斯特超市——那家永远在打折的店——买半公斤鸡腿肉，七十五卢布。再来两颗土豆，十卢布。半颗卷心菜，八卢布。有时候他会奢侈一把，买一小块猪油，十五卢布，用来炒土豆丝。这些东西够他吃三天。

他的晚饭通常是中午的剩饭，或者一碗土豆汤加黑面包。如果哪天特别饿，他会煮一包通心粉，那种最便宜的，八卢布一公斤，够吃两顿。

一天的伙食费不超过一百卢布。一个月下来，食物开销大约三千卢布。房租一万二，水电费两千——他很少用电炉，冬天靠一条旧毛毯和一件军大衣扛过去。他从不坐地铁，每天步行四十分钟去上班，省下交通费。手机套餐三百卢布，一个月理一次发，十五卢布。

所有开支加起来，每月不到两万卢布。剩下的两万两千多，他存着。存折上的数字像一只蜗牛，爬得很慢，但从未停过。

邻居娜塔莎老太太总在楼道里拦住他，用那种看绝症病人的眼神说：阿廖沙，你才三十五岁，怎么活得像个退休老头？你看看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阿列克谢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笑了笑，不说话。那件夹克是他在二手市场淘的，五十卢布。穿了四年，领口都磨破了，但他缝了两针，照样穿。

他不是不想说，是没法说。因为有些真相，说出来比沉默更让人绝望。

格里戈里·伊里奇·斯韦特洛夫是阿列克谢的中学同学。

如果说阿列克谢是一杯白开水，那格里戈里就是一瓶伏特加——烈、冲、让人上头，但喝多了要命。

格里戈里在瓦西里岛上一家贸易公司做区域经理，开一辆二手宝马，月薪十五万卢布。是阿列克谢的三倍多。他穿定制西装，戴名牌手表，抽进口香烟，每包四百卢布。他的妻子柳德米拉是个漂亮女人，永远涂着红唇，指甲做得精致，每次出门都像要去参加国宴。

他们的女儿在私立学校读书，一年学费三十万卢布。格里戈里说这是投资，将来女儿会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然后出国留学，然后成为人上人。

你得往上走，阿廖沙，格里戈里每次来都这么说，一边往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一边从兜里掏出一瓶酒，你不能一辈子待在这个老鼠洞里。

阿列克谢给他倒一杯茶——他不喝酒，酒太贵了，一瓶最便宜的伏特加也要三百卢布——然后平静地说：我在往上走啊。

你往哪儿走？你一个月才挣四万二，连件新衣服都买不起。

我在往自由的方向走。

格里戈里就会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啊，你这辈子就这样了。等你老了，连个看病的钱都没有。

阿列克谢不反驳。他只是看着格里戈里笑，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羡慕，不是嫉妒，而是一种深深的、几乎是慈悲的悲悯。

就像一个医生看着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深夜。

圣彼得堡的十一月，下午四点天就黑了。丰坦卡河上飘着薄雾，路灯的光被雾气吞掉一半，剩下的一半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像是什么东西流出来的脓水。涅瓦河的方向传来沉闷的冰裂声，像是这座城市在梦中磨牙。

阿列克谢刚校对完一批文件——那是一批关于某种工业阀门的技术文档，每一页都有错别字，每一个错别字他都仔细改正了——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人敲门。

不是普通的敲门。是那种很轻、很有节奏的敲法——三下，停一停，再三下。像是某种古老的密码，又像是心跳。

他打开门，看见一个人。

那人很高，瘦得像一根冬天的白桦树，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外套，领口别着一枚生锈的铜扣。他的脸很白，白得不正常，像是很久没有见过太阳——在圣彼得堡，这倒也不稀奇。最奇怪的是他的眼睛——瞳孔是灰色的，像圣彼得堡冬天的天空，里面没有任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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