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的三月从来不肯认春天的账。涅瓦河的冰凌还在灰蓝色的水里撞得哐哐响，芬兰湾刮来的风裹着铅灰色的潮气，抽过涅瓦大街每一栋巴洛克建筑的雕花窗台，把挂在外面的粗亚麻窗帘吹得像无数只悬在半空的、冻得发紫的手。住在瓦西里岛一栋赫鲁晓夫楼五楼的安东·谢苗诺维奇·波波夫，最近总觉得家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只是每天凌晨三点多钟，他总能感觉到有两道冰冷的视线落在自己脸上，那目光重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得他眼皮发沉。他迷迷糊糊睁开眼，总能看见他家那条叫“扎哈尔卡”的黄狗，蹲在床头边上，直勾勾地盯着他，尾巴尖连动都不动一下。

那眼神太怪了。不是狗该有的眼神。

扎哈尔卡是安东三年前从瓦西里岛旧货市场旁边的垃圾站捡回来的流浪狗。那时候它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皮毛上沾着沥青和烂甜菜根，可怜巴巴地缩在生锈的垃圾桶旁边发抖。安东是个在国立交通大学读动力工程的四年级学生，爹妈都是远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林场工人，他一个人住着学校补贴的四十平米公寓，平时除了泡实验室就是啃黑面包，日子过得像没有盐的土豆汤，见了这狗便动了恻隐之心，抱回了家，喂它吃剩下的列巴渣和食堂打回来的白菜汤。扎哈尔卡以前是个温顺的性子，见了谁都摇尾巴，眼睛圆溜溜的像两颗浸了水的黑麦，晚上总是蜷在门口的垫子上睡，从来不进卧室，更不会蹲在床头盯人。

直到半个月前，扎哈尔卡不见了。

那天安东带它去学校附近的市场买土豆，转身给卖菜的阿婆递零钱的功夫，狗就没影了。他找了整整半个月，把附近的垃圾站、废弃的老锅炉厂、城郊的喀琅施塔得树林都翻遍了，连个狗毛都没找到。就在他已经放弃，准备去动物救助站再抱一条小狗回来的时候，扎哈尔卡自己回来了。

那天凌晨四点多，安东听见门口有爪子挠门的声音，开门一看，扎哈尔卡就站在楼道里，浑身的毛湿得一绺一绺的，不知道在外面淋了多久的冷雨。但奇怪的是，它一点都不瘦，甚至比走的时候还胖了点，皮毛油光水滑的，像是有人每天用黄油给它擦过，精心照料过的样子。

安东高兴坏了，赶紧给它擦干净身子，炖了一锅放了牛肉丁的土豆喂它。可扎哈尔卡只是站在门口，闻了闻喷香的牛肉，没有吃，只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就是那一眼，让安东后脊梁骨发凉，手里的陶瓷勺子“当啷”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那眼神不是以前那种黏糊糊的、讨好的眼神了。很冷，很沉，像结了冰的涅瓦河面，冰面下还沉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透过冰层往外看。

从那天起，扎哈尔卡就变了。

它不再摇尾巴，不再跟着安东在屋里转，不再听见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就跑到门口迎接。它总喜欢蹲在阴暗的角落里，或是床底下，或是厨房的门后面，安安静静地盯着安东看。有时候安东在厨房煎土豆，油星子在锅里噼啪响，他一回头，就看见它站在厨房门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后脑勺，盯得他后脖子发僵，连手里的锅铲都握不住。

最诡异的是，它会笑。

不是狗那种咧嘴哈气的样子，是真的笑。嘴角向上咧开，露出两排白森森的尖牙，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人类在盘算什么坏主意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安东第一次看见它笑的时候，正在往茶壶里倒刚烧开的水，手一哆嗦，滚烫的开水浇在了手背上，烫出了一串燎泡，疼得他倒抽了半天冷气。

他不是没听说过那些老人们的说法。圣彼得堡这地方邪性，芬兰湾的雾里藏着太多不干净的东西，喜欢附在动物身上，跑到人家里来。尤其是死得不甘心的人，要是找不到合适的肉身，就会附在猫啊狗啊的身上，回来找仇人索命。十月革命那年被枪毙的贵族，大清洗时期失踪的知识分子，列宁格勒围城战饿死的老百姓，那些冤魂散不去，就顺着涅瓦河的风飘，飘到哪算哪。

可安东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林场工人，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小城市考到交大，每一分都是熬夜刷题刷出来的，平时在实验室里脏活累活都是他干，同组的同学请假，他帮着顶实验，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不会做算法，他熬通宵给人讲题。他实在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仇人，会附在狗身上回来找他。

他一开始以为是狗得了什么病，抱着扎哈尔卡去了兽医院。兽医是个留着大胡子的鞑靼人，给狗做了全身检查，听了心跳，摸了肚子，甚至抽了血去化验，最后摆了摆手说：“安东·谢苗诺维奇，你这狗健康得很，比我还健康。你看这牙口，这肌肉，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是最近在外面受了惊，过几天就好了。”

安东半信半疑地把狗抱回了家。可情况不仅没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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