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抵达后，便极力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立榷场，也就是边贸集市。吕文德看到眼前的利益，被这些小利所迷惑，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的阴谋，竟然轻易地答应了这一请求。蒙古使者抓住机会，紧接着又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由，巧妙地提出要在襄阳外围筑造土墙。吕文德目光短浅，只顾着眼前的短期安全与利益，完全没有察觉到蒙古人的真正意图，竟然同意了这一看似合理的请求。

于是，蒙古人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墙修筑工程。与此同时，他们在土墙内精心建造了坚固的堡垒。凭借着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蒙古人成功地在襄阳外围建立了第一个重要的据点。这个据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后来，忽必烈正是以这处据点为依托，开始屯兵，从而开启了对襄阳的长期围困。

到了咸淳四年（1268年），蒙古将领阿术继续推进战略布局。他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堡和东北的白河城修筑起坚固的堡垒。这些堡垒的修建，有效地切断了南宋增援襄樊的军队前进的道路，使得南宋试图救援襄樊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南宋军队在试图突破蒙古人的封锁时，屡屡受挫，襄阳的处境愈发艰难。

到了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将领史天泽在襄阳西部精心选择战略要地，于万山、百丈山修筑长围。与此同时，他还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修建城池，并将这些城池与其他堡垒连接起来。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的布局与建设，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被完全切断。至此，襄阳成为一座孤悬于外的孤城，陷入了蒙古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一时期，元军在襄阳外围修筑了10余处城堡。这些城堡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战略包围圈。蒙古人通过精心策划和逐步推进，成功地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为后续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襄阳的陷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蒙古人的军事行动也充分展示了他们高超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军事执行力。

咸淳三年（1267年）的秋天，蒙古的军事行动再次拉开帷幕。蒙古将领阿术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向襄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蒙古军队的攻势如同狂风暴雨般迅猛，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他们如同战无不胜的铁骑，迅速突破了宋军的防线，俘获了大量的宋军士兵。在周边地区，蒙古军队更是肆意掳掠，将财物和粮食一扫而空，最终满载而归。然而，宋军并未坐以待毙，他们并没有被蒙古军队的强势所吓倒，而是在蒙古军队回军之际，迅速制定了反击计划。

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宋军精心布置了一场伏击战。他们派遣水军在此设伏，扼住了蒙古军队的归路，同时，又派出了精锐的骑兵，直冲蒙古军队的阵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一战，蒙古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在混乱的战场上，蒙古的都元帅阿术也未能幸免，他在混战中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眼看形势危急，蒙古军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蒙古将领怀都展现出了他的果断与英勇。他迅速选派了一批善识水性的士卒，这些士卒凭借着出色的水性，勇敢地泅水而过，成功夺得了宋军的战舰。他们的这一行动，为蒙古军队的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其余的蒙古将领也毫不退缩，奋勇拼杀，与宋军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厮杀。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蒙古军队最终成功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保住了他们的战果。

尽管蒙古军队在安阳滩之战中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斗的过程却暴露出了他们水军力量远远不如宋军的弱点。在作战中，蒙古军队的水军明显处于劣势，这使得他们在后续的战斗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水军的不足，不仅限制了他们在水战中的发挥，还可能影响到他们在陆地作战中的战略布局。这场战斗让蒙古军队深刻认识到，要想彻底征服南宋，他们必须加强水军的建设，弥补这一短板。

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进行了一场深入而详尽的谋议，旨在探讨应对当前局势的最佳策略。

在这场激烈的讨论中，刘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军事智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元军的优势与劣势：“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然水战则稍逊于宋也。”他深知元军的骑兵在陆地上势不可挡，但在水战方面却存在明显的短板。

接着，刘整进一步阐述道：“若能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必成矣。”他认为，要想战胜宋军，就必须克服自身在水战方面的不足，通过建造战舰和训练水军，提升元军的水上作战能力。

刘整的这一观点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元军的实际情况，更明确了提升水军实力对于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性。这一见解犹如醍醐灌顶，让阿术对局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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