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存单的民警就奔着临高县的各个邮政储蓄所去了。

上午八点多，临高县邮政储蓄所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要命的线索:四月十二号上午，有两个矮个子男人，拿着一张叫“邓宗武”的身份证，取走了熊再淋的两张定期存单，一共一万两千两百块钱现金。

两个人取钱的时候说，熊再淋是他们的叔父，生病了，委托他们来取钱的。

“邓宗武？”侦查员把这三个字记在本子上，“重点查这个人，还有那两个取钱的。”

另一边，排查打工者的民警也传回来消息:在这栋楼另一个楼梯间的二楼，曾经住过三个湖南人，都是安化县仓场乡的，分别叫邓宗全、邓成祥和刘云汉。这三个人从四月十一号以后，就再也没去工地干过活，跟蒸发了一样。

两条线索一对。

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湖南安化的这三个打工者。

可邓宗武又是谁？

侦查员马上去了安化县仓场乡，调查邓宗武的身份。

结果让人意外:邓宗武根本就没来过海南，他的身份证一直被他弟弟邓宗全拿着用。

邓宗全，个子不高，右手长了六个手指头，在海南打工两年多了。他就是那三个失踪的湖南人当中的一个。

所有的证据都指着他和邓成祥。

五月二号，临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张扬，带着两个刑警胡振学和胡永海，坐上了去湖南的火车。

那时候的湘中山区，路不好走。安化县在雪峰山北边，是全省有名的山区县。仓场乡的友谊村，离县城五十多公里，山路弯弯绕绕，吉普车开进去都得颠好几个小时。

五月四号，张扬三个人到了安化县公安局。

安化县公安局局长蔡波才听了情况，马上安排刑侦大队和马路派出所的警力帮忙抓人。

当天晚上，马路派出所所长姚贤，带着民警姚国芳，开着一辆吉普车，连夜往友谊村的深山里钻。

为了不打草惊蛇，两个人没直接去邓宗全和邓成祥家，而是假装成查计划生育的干部，在村里跟人聊天聊了半天。

打听到的结果让人泄气:邓宗全和邓成祥四月十四号就从海南回了家，后来又去了长沙打工。可具体在长沙哪个工地，家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跟邓宗全的妹夫一块去的。

线索断了。

张扬三个人不能一直等在安化，他们得回海南处理别的事。没办法，只好先跟安化的同行告别，走了。

看着海南的警察走了，姚贤心里头不甘心。

干了一辈子刑侦，最恨的就是让凶手跑了。

五月六号下午，姚贤和姚国芳换上便装，又去了友谊村的旺兴村。

这回他没急着去找邓某某的家人，而是跟村里的老百姓拉家常。他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自己有个亲戚在长沙跟邓某某一块打工，最近有急事找他，但找不到地址，问问村里有没有最近从长沙回来的人。

正说着，一个村民随口来了一句:“昨天夜里，打工的陈某刚从长沙回来，他跟仓场乡的人一块干活，兴许认识邓某某。”

姚贤心里头“咚”地一跳。

他赶紧找到陈某，问了一通，终于问到了关键信息:邓某某在长沙螺丝塘的一个基建工地干活。陈某不认识邓宗全和邓成祥，但那个工地上有十来个仓场乡的打工者。

姚贤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马上掏出手机给张扬打电话，可张扬他们正在火车上，电话没人接。

天慢慢黑了。

姚贤知道，这事不能等。等张扬回来再行动，黄花菜都凉了。他立刻拦了辆出租车，跟姚国芳一块直奔长沙。

到了长沙，两个人一刻没停，先后找了长沙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星沙派出所、螺丝塘警务站和一个学校的保卫科。

长沙县公安局的中队长罗立、星沙派出所的彭所长、螺丝塘警务站的民警肖志国、学校的保卫科长孙科长，听了案情介绍以后，二话没说，答应配合行动。

螺丝塘那个学校正在搞大基建，工地面积好几百亩，几十座工棚零零散散地搭在各处。黑灯瞎火的晚上，就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风吹得工棚的铁皮“呼呼”响。

凌晨一点，三辆警车开进了工地。

二十多个警察跳下车，一部分在外面守着，一部分冲进工棚挨个查。

一个工棚，两个工棚……一连查了八个，都没找到安化籍的民工。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转眼就凌晨三点了。

姚贤和彭所长心里急得像着了火。天一亮要是还找不着人，不光这一晚上白忙活，更麻烦的是打草惊蛇，让凶手跑了。

“分成两组，加快速度。发现安化籍的马上增援。”

两组人继续往里查。

查到第十六个工棚的时候，一个民工说了句话，让所有人都精神起来了:“前面不远有个工棚，里头住的全是安化的老乡。”

两组人马上合围，把那个工棚围了个水泄不通。

“都把身份证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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