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当时问他，为什么画来画去都是桥。

他说，因为桥是路的一部分。路遇到水的时候，桥就是路的延续。他前世走了一辈子的路，从龙泉走到流沙，走了几千里，没有桥的地方就涉水，有桥的地方就过桥。他走的时候柳依没有跟着他，因为他说路太远了太苦了，让她在家等。但他不知道，等待也是一条路。柳依等了一辈子，等的路比走的路更难走——走路的人知道方向，知道距离，知道每一步都在接近目标；等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在一棵树下日复一日地站，从春站到冬，从青丝站到白发。

柯依柳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终于做了决定。

她不急着修《青花瓷片图》。

这幅画在她手上已经放了将近一周，按照修复中心的规定，元代绢本的修复周期不能超过两个月，超期需要打报告说明理由。她有足够的时间。她要用这段时间做一件不是修复师该做的事——她要查清楚《青花瓷片图》从至正十年到今天的所有流转记录。这幅画没有出现在任何着录里，没有被任何藏家题跋过，在漫长的六百多年里它仿佛从人间蒸发了，只在三个月前从一个浙江私人藏家手里突然冒出来。这不正常。一幅元代的画，哪怕破损得再严重，只要它存在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收藏章、题跋、着录、拍卖记录、藏家笔记，总会有一两样。如果什么都没有，那要么是有人刻意抹去了它的痕迹，要么是它在某个环节被人故意藏了起来。

她想知道这个答案。

柯依柳坐到电脑前，打开修复中心的内部数据库。数据库里收录了国内各大博物馆和文物商店的藏品目录，虽然不全——很多私人藏家的藏品不在其中——但元代以前的存世画作收录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她在搜索框里输入“青花瓷片图”，按回车。

无结果。

她输“至正十年 绢本 青花”。

无结果。

她输“柳问”。

跳出来三条记录，全部是关于龙泉窑窑工名录的考古文献。《龙泉窑窑工名录补遗》里有一条：“柳问，龙泉大窑人，生卒年不详，工青花，兼善山水人物，传世作品无考。”寥寥二十四个字，连生卒年都不详，仿佛这个人被历史故意忽视了一笔。“传世作品无考”——这是考古学界的结论。柳问没有传世作品。他们不知道香港的私人藏家手里有一幅，不知道这幅画此刻正躺在她的工作台上。六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柳问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作品存世的画师，他的名字只存在于地方志的角落里，连一个完整的生平都拼凑不出来。

柯依柳把这条记录打印出来，用磁铁吸在工作台旁边的铁皮柜上。然后她打开搜索引擎，输入“至正十年 龙泉窑 无名僧”。

搜索结果更少。只有一条关于元代僧侣西行求法的论文提到了一个语焉不详的记载——至正年间，有僧自浙南出发，西行求梵文贝叶经，不知所终。论文的脚注里标注了这条信息的原始出处：《大慈恩寺志》卷十一。

柯依柳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大慈恩寺志》。大慈恩寺是唐代长安的皇家寺院，玄奘取经回来之后在那里主持翻译佛经。如果无名僧带回来的那卷《金刚经》真的被送到了大慈恩寺，寺志里一定会有记载。柳问的弟弟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商队把经书送到了长安，大慈恩寺的高僧鉴定之后确认是真经。这条信息不是传说，不是民间故事，是有可能被官方文献记录下来的史实。

她在数据库里搜索《大慈恩寺志》卷十一的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这部寺志的清代刻本扫描件，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二十七页的时候，一行竖排的繁体字跳进了她的视线。

“至正十一年春，有西域商队携梵文贝叶经一卷至寺，云得自流沙中一僧人尸身之侧。僧不知何许人，亦无度牒，惟腕戴玉镯一，疑非出家人之物。经卷以羊皮裹之，完好如新。寺主慧观法师鉴定为《金刚经》梵文古本，与玄奘译经底本同源而异流，价值不可估量。商队领受赏银五百两而去。经藏于藏经阁上层，与玄奘所携经典同列。慧观嘱记其事于寺志，以志此僧西行之功。惜其名不传，姑称‘无名僧’云。”

柯依柳把这一段读了三遍。

读到第三遍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哭。不是无声流泪的那种哭，是眼泪直接掉下来砸在键盘上，啪嗒啪嗒的，把空格键都打湿了。她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最后索性不擦了，任由眼泪淌下来，模糊了她的视线。

“僧不知何许人，亦无度牒，惟腕戴玉镯一。”

玉镯。就是她此刻戴在左手腕上的这只。从至正十一年到二零二四年，这只玉镯在柳家和白家的后代中传了将近七百年，昨天晚上被白三生戴在了她的手上。而《大慈恩寺志》里的这一行字，是这只镯子在他手上时留下的唯一的官方记录。他死在流沙里，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度牒，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但他手腕上的玉镯留了下来，被商队的人注意到了，被记录在了寺志里，被刻在了史书的边角上。他不是“没有人知道的僧人”。他死后，知道他的人有很多——大慈恩寺的僧人们知道，他们把经书和玄奘的经书放在一起；商队的商人们知道，他们领了五百两赏银，大概在某个酒馆里跟人吹嘘过这段沙漠奇遇；甚至《大慈恩寺志》的编纂者也知道，他在卷十一里为这个无名僧人记了一笔，虽然只有寥寥数行，但足够让他不至于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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