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必须立马动身返乡了。以兵部三郎的性格,他本当随行的,不巧正赶上他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无法上路,那就只好先留在景德镇了。这东洋少爷倒是很讲究礼仪的,当即开了一纸五十银洋的支票,硬塞给严茂仁。
严茂仁急急赶到家中,其时老母经家人跑到南京请来的名医诊治,已转危为安。严茂仁遂往景德镇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情况,并询问对方的病况。兵部三郎回电说,他已基本痊愈,本想立刻赴镇江的,现在得知伯母无恙,那就继续在景德镇盘桓数日,景德镇乃是举世闻名的瓷都,他得好好转转。还叮嘱严茂仁在家里多陪陪母亲,等他游览完景德镇,就去镇江看望伯母。
过了七八天,严茂仁接到兵部三郎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说他有要事须立刻回国,此刻已抵沪,即将登轮,不及面别,有失礼仪, 万望见谅。另有一事拜托,他在景德镇参观一处废窑时,斥资从窑主那里购下其数年前烧制的一批仿古瓷器,因景德镇无法办理海关手续, 不能直接托运回日本,故先托运至镇江七里桥镇严宅,烦请“严桑”代收。他回国处理好家事后将再度赴华,届时办理手续,将这批瓷器托运回国。
半个多月后,果然有五大箱瓷器运至镇江。 严茂仁收到货运单,即去镇江火车站提货,同时致电东京告知兵部三郎,却未见回音。后来又发了几次电报,依旧联系不上。严茂仁遂买了一口大缸,将五个木箱里的瓷器放人缸内保存。
他曾给毕业后定居日本的中国同学写信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人家要么没回信,要么就是复函说“不清楚”。待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成为敌国,他生怕惹上“汉奸”嫌疑,不敢再给日本那边去信了。抗战胜利后,大批日侨被遣返回国,严茂仁也曾托其中的熟人回国后帮忙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还是查无音信。就这样, 这一缸瓷器一直放到如今,已有三十余年。
土改期间农会来人抄家,大家都知道他以往对佃户、债务人比较宽厚,从来没有穷凶极恶催逼地租或债务之举,甚至因此不得不卖田典地贴补家用,料想他不会私藏浮财,抄家时对他就比较客气。这一缸瓷器本不值什么钱,严茂仁也没藏着,大大方方给农会的工作人员看了,人家一件件拿出来检查,又一件件放回去,说这也算不上剥削所得,就不必充公了。只是经过这一番拿出来放回去的折腾,难免弄碎几件。严茂仁在后院挖了个坑,把那些碎片都埋了。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人听了严茂仁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又看了老爷子出示的当年那五箱瓷器的提货单,以及当场从后院地下挖出来的瓷器碎片,均认为严茂仁的说法可信。当然,这是重大案件调查,还得做一份笔录,并拍摄了那些瓷器的照片。另外,他们还出具了借条,向严家借了几件瓷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调查。
4月24日,三侦查员返回上海,下了火车没回市局,而是直奔徐汇区新乐路派出所,请所方派员把雷理娟传唤过来。之所以称为“传唤”,是因为专案组对雷氏之前的说辞产生了怀疑。
雷理娟曾告诉侦查员,她把女儿从镇江带回的那对玉杯拿到古玩店,请店方鉴别。现在看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古玩店方面肯定是看走了眼,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睁着眼说假话。但玉器和瓷器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别说古玩店,寻常人也分辨得出来,古玩店不太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那就只有另一种可能了--雷理娟在说谎。
至于她为什么说谎,那就需要调查清楚了。 如此,往下跟雷氏的接触,就不再是对受害人家属的走访,而应将其作为调查对象来对待。
要说这雷理娟,虽是一个寻常护士,但在察言观色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户籍警前来传唤, 她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到了派出所,跟侦查员一照面,马上认错,说自己说了谎,骗了三位民警,她其实根本没把那对杯子拿到古玩店请人家掌眼。
女儿从镇江旧货市场淘得的那对杯子,她凭着出身典当行家庭积累的些许古玩方面的粗浅知识,一眼就看出乃是仿古瓷器。不过,仿制的工艺相当考究,材料也属上乘,应是仿古瓷器中的精品。她见女儿兴致勃勃,不忍扫她的兴,同时也动着以后女儿出嫁时冒充古玩真品作为陪嫁的脑筋--一则可以省下一笔钱钞,二则还能博个名声,遂佯称这是一对“南宋玉杯”。
廉梦妍哪辨真假,母亲说是,那就是了。女儿生性低调内向,倒是能够守口如瓶。雷氏就不同了,她作假的动机中原本就有挣面子的成分, 于是杜撰了“亡夫留给女儿一对南宋玉杯作为陪嫁”的说法,在小范围内一传播,自有好事者张扬开去。
那么,会不会是这套“虚荣的谎言”让案犯信以为真,最终导致凶案发生呢?第六组侦查员一时难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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