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媛找到了她在师范学校时的班长南征，请他在卫生局工作的母亲帮忙，为嘉濠做个专家“会诊”。

南征一家对筱媛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大力支持，他的母亲跟专家们一起，亲临会诊。

1981年12月20号，上午10点钟，一行专家走到嘉濠的病床前，为他做了细致的诊断。一个叫刘院长的人，摘下听诊器，表情平静地跟身边的医生说：

“我看他这个情况问题不大，就是慢性肝炎时间太久了，估计住院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几个人都纷纷点头。

说完，那个刘院长转过身对着家属们说，“你们想住你就住几天，不想住的话，回家用点中药慢慢调理调理也行。”

嘉濠一听，一下子坐了起来，“那还在这住着干啥？赶紧买票回家。”

栀兰说：“不然明天再出院吧，今天就走有点太急了吧？”

“我可不在这住了，赶紧买票，赶紧去买票。”嘉濠说啥也不住了，说着就要下地。

逸卿说：“那我去办出院手续吧，筱媛回宾馆收拾东西，健斌去车站买票，咱们在车站会合，坐下午两点的火车回去。”

他联系了同学沈波，请他帮忙找了一台小车，沈波亲自带一台商务车，到医院把大家接上送到了火车站。

嘉濠可乐坏了，终于逃出来了。下小车桅兰要去扶着他。

“不用，我自己能走，来都是我就是自己走来的，啥事没有。”嘉濠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在前头。

筱媛就这样忙不迭地跟家人们一起回到了马场，对绍慧的父亲和南征的母亲，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平安和他的父母很快就把饺子，热水袋，暖瓶等住院用品都送到了医院。

嘉濠高兴地拉着亲家的手说，“这几天可是把我吓完了，你说我这要是真得上癌症，我这一大家子可咋办哪？”

“不用怕，有病咱就治，过一段时间好了就没事了。”亲家说。

“亲家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住的那个病房里呀，满屋子到处都写着通红通红的‘肿瘤’这两个字啊，你说搁谁身上能不害怕呀。”

“大儿子把我往病房里一送，我一看——完了。我这不是没治了吗？这不就跟判了死刑一样吗？你说，犯人临上刑场前，那腿能不哆嗦吗？”嘉濠说起来绘声绘色，眉飞色舞。

“这回可好了，哎呀，虚惊一场！等我好了，我这回呀啥也不干了，天天跟你去打鱼。”

一屋子的人都在听他讲，亲家和对床的病友陪着他笑。孩子们也幻想着，会不会是真的会被误诊了呢？现在看他根本不像个得了重病的人哪。

桅兰的心里也一直认为嘉濠不可能是这种病。他那么好的一个人，他的心地那么正直那么善良，老天爷怎么可能这么待他？

有一年冬天，十队两个新入伍的两个孩子穿着刚发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坐在嘉濠拉粮的车上往家赶。

车回到七队时，天已经黑了。嘉濠虽然不认识他们，但见天气这么冷，他们还得再步行十几里路才能到家，便把他俩带到家里，让他们吃碗热乎饭再赶路。

两个新兵临走时连声道谢。

栀兰问，“他们俩是谁家的孩子呀？穿上军装真精神。”

“我没问，看天太晚了，他们走到家得饿啥么样，就领回来吃点饭暖和暖和。”

寒冬腊月，全场调集劳动力来七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嘉濠看到一个年龄跟自己相仿的男人行李太单薄，二话没说，回家把狍子皮拿来给他垫在身子底下。

就是当年一心想要整死他的那个王大山找到他，说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见油星了，让他帮忙给买几斤豆油，嘉濠啥话都没说匀给他十斤。

栀兰和孩子们听说之后都都气愤地说不应该管他。嘉濠笑呵呵说，“君子不跟小人治气。他们都快活不起了，跟他们一样干啥？再说了，他费那么大的力气，不也没把我咋样吗？”

…… ……

栀兰越想越嘉濠感到委屈，她希望这是个梦，不是真的。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事实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

12月21号，从佳木斯回来的第二天，所有的老亲少友，甚至几年不见面的人都来了，一批又一批地到医院看嘉濠，把他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跟人家讲他的“遇险”经历。

晚上，他躺在床上，兴奋地睡不着觉，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着白天的画面，他回顾着一天里见到的这些人，他猛地反应过来了——

晚上，当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病友两个人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默默地流眼泪，他知道自己是真的病了。

病友劝他说，“你还有啥哭的呀，人不都有这么一天嘛。你看看你的家庭，你的这些孩子，多好啊。”

病友坐了起来，叹了口气说，“你跟我比比，你还有啥不满足的。”

病友和他同岁，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很熟悉。每天晚上都陪着嘉濠聊天。

嘉濠也坐了起来，抹着眼泪，哽咽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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