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窗外的蝉鸣就像被按了开关似的，此起彼伏地裹着盛夏的燥热涌进来。

栀兰睁开眼，第一反应是测血糖。这老毛病是在北山养猪那些年落下的，那时候的她，饥一顿饱一顿的，常常是一天只有到了晚上，才拚命吃上一顿饱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她撑着床沿起身，明白这病是自己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早知道能得这个病，年轻的时候就不能把自己吃成这么胖了。可如今说这些都晚了，日子还得照常过。”

她慢腾腾地坐起身，床头柜上的血糖仪安安静静立着，屏幕暗着，像在提醒她新添的毛病。她轻叹一声，指尖按下开关，屏幕亮起的蓝光映在眼底。

指尖微微发颤，她熟练地扎破皮肤，指尖扎针的刺痛感让她微微皱眉，小屏幕上的数字还是9.8，跟昨天一样。“这还一口东西没吃呢。”她望着那个数字，默默收起血糖仪。

去年冬天体检，当医生拿着化验单说她得了“糖尿病” 时，栀兰愣了半天，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直到孩子们围着她念叨 “管住嘴，迈开腿”，才晃过神来。

洗漱完毕，栀兰穿上穿晨练服，顺手又套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坎肩，揣上钥匙，拎起保温杯就推门出去了。

公园门口的早点摊已经冒起了热气，栀兰刚拐过弯就闻到了油条混着豆浆的香味儿。摊主老张大老远就扯着嗓子喊：“老姐姐，今天出来的早啊！”

她笑着点头，脚步没停。换在以前，她准会停下买根油条，就着热豆浆吃下去，可现在口袋里揣着医生的叮嘱，只能把馋虫压下去。

公园早就热闹起来了。舞剑的老爷子们穿着白色练功服，剑光随着 “嘿哈” 的喊声起落。打羽毛球的年轻人跑得满头大汗，球拍击球的 “砰砰” 声格外清脆。

栀兰沿着湖边的石板路走，露水打湿了鞋底，凉丝丝的触感从脚底往上漫，舒服得让她忍不住放慢了脚步。呼吸也渐渐与湖面浮动的雾气同步。

一圈，两圈，她的膝盖似乎也不疼了。她每天都要绕着公园走三大圈，再跟老姐妹们在凉亭里做拍手操，这是确诊糖尿病后立下的规矩，雷打不动。

刚开始走两圈就喘得厉害，膝盖也隐隐作痛，老姐妹们告诉她， “这病是慢功夫，养得好与坏，全在坚持运动。咱们这岁数，养病就得有耐心，锻炼再累，也比生病卧床哪都去不了强啊。”

栀兰认这个理，“要是真到了‘趴炕’那一天，跟死人还有啥区别。”为了养病，栀兰时刻记住医生说的“迈开腿”，别说叫她走三圈，就是再多走一圈，她也能坚持下来。

除了去公园里锻炼，她还给自己制定了游走计划，只要有时间她就到处走，不是去马场看望哥嫂，就是去农村看望老乡，再不然就去煤矿看弟弟。

栀兰的腿越来越勤快，想去哪，背上挎包，抬腿就走。她甚至跟儿女们提出要求，要去外地看望她年轻时的朋友。儿女们没有办法，只开车拉着她出去风光。

没事的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拿着小本边想边记，还有哪些人我应该去看望？困难那些年，有谁帮过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谁没疏远咱？有谁支持过咱？

她算了算，那些人，有好多都跟嘉濠一样，不在世了。活着的那些人，也大多散在各处，有的奔着儿女搬去了城里，有的卧病在床，有的已记不清她是谁了。

可她还是想见见。有些恩情压在心上几十年，不说出口，夜里翻身都不得劲。

但凡是她能想到的，她都想办法打听到那些人的下落，住址，联系电话，找个机会就去看望人家。路坐车方便的，她就自己去了，路途稍远一些的，她就叫儿女开车把她送过去。

一般的关系，她自己买点小东西，拎着就去了。那些当年对嘉濠有恩的，栀兰就在过年的时候，带着儿女们，拿着厚礼到人家去拜访。

渐渐的，好多失去联络的亲朋好友，都重新与她走动起来。有的还特意邀请在外地的朋友来家里住几天。

栀兰很享受这种生活方式。她觉得，每个人活着，心里都应该清楚，自己还能记着多少人，还能走多远的路去见想见的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句感谢都该说出口。

若是谁家孩子上学难，她便悄悄塞点钱，嘱咐一句“拿着买书本”。

她不图回报，只求心安，仿佛每做一件这样的事，心里就轻快一分。那些年欠下的情分，她要用余生一一还上。

栀兰的脚步越走越远，她的背也渐渐驼了，可眼神始终亮着。对她来说，和亲朋们“走动”不是负担，而是活着的证据。

她看到住在农村的朋友老乡家里的条件差一点，就回家收拾几包孩子们换下来的衣服，鞋，用品，给他们送过去。

告诉他们说，“这些都是俺家儿女们给我的，我一个人也穿不完这么多，你们不嫌弃的话，就留着干农活的时候当工作服吧。反正放在我那也都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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