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潘瑕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农场医务室的床上。陈师傅坐在床边，叹着气说：“你放心，我实在看不下去，把那女人骂走了——她还想撒泼，被我怼得说不出话！还有王冬，听说这事儿后，气得直骂王卫东忘恩负义，已经喊着要去找他算账了，好几个小伙子一听，也咋咋呼呼跟着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农场的喇叭天天播着《社员都是向阳花》，欢快的旋律飘遍了每个角落，可潘瑕却像棵遭了霜打的稗草，打不起一点精神。她开始把每一笔赚到的钱都换成银行存折，一张张仔细叠好，锁进床底的铁皮柜里——那存折，就像她残存的一点希望，锁起来，才觉得踏实。

有一次，她去供销社买肥皂，排队的时候，听见前面两个人小声议论：“你们听说没？王家那小子，就是之前在江心沙农场的那个王卫东，现在在省农大留校了，还娶了个主任的闺女，以后前途可好了！”潘瑕握着肥皂的手猛地一紧，指节都泛了白。她抬头看向玻璃柜台，柜台里映出自己的脸——皱纹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机油污渍，头发也因为没时间打理，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和那个“主任闺女”比起来，简直像两个世界的人。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潘瑕瘦了不少，脸色也总是蜡黄，整个人憔悴得不像样。社员们见了她，有人唉声叹气，说她“命苦”；有人替她骂王卫东“没良心”；也有人在背后冷嘲热讽，说她 “留不住男人”。

可潘瑕都不在意了。她每天还是早早起来去农场干活，把拖拉机擦得锃亮，跑运输时依旧拼尽全力。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王卫东能迷途知返，早点回来，跟她好好过日子，之前所有的苦，她都能忍。

深秋的农场小路满是枯黄落叶，潘瑕刚卸完最后一车秋粮，转身就看见个佝偻的身影晃进场院——是王卫东。他头发乱得像鸡窝，袖口磨破了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连最体面的中山装都沾着泥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活像只被暴雨淋透的丧家犬。

“潘瑕，我错了……你再给我次机会。”王卫东声音嘶哑，头埋得低低的，双手攥着潘瑕的衣角，指节泛白。潘瑕看着他这副狼狈样，想起以前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模样，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原本因为钱被偷、人被弃攒下的硬心肠，在他一声声恳求里，终究软了半截。她叹了口气，还是把人领回了家，煮了碗热面条递过去。

可这温情没持续多久，王卫东就支支吾吾吐出了更吓人的事。原来他当初偷拿家里积蓄后，根本没干什么正经事，反倒在城里认识了一群游手好闲的“朋友”，跟着他们泡酒馆、打麻将，一来二去就染上了赌瘾。有次输得太惨，还被派出所抓去训了好几次。农大知道他这些劣迹后，直接下了开除通知，连档案里都记了一笔黑账。

潘瑕听得手都在抖，手里的搪瓷碗“哐当”撞在桌上。她咬着牙，当即说断了他的生活费——不能再惯着他这好吃懒做的毛病。王卫东没了活路，只能厚着脸皮去找那个曾说怀了他孩子的女人，想着能靠孩子讨点活路。可哪想到，那女人见他没了农大的身份，脸瞬间翻得比书还快，不仅说压根没怀孕，还啐了一口：“就算怀了，也跟你没关系！”

王卫东本就憋着火，被这话一激，血气上涌，抬手就给了那女人一耳光。这巴掌下去可闯了祸，暗处突然冲出来七八条壮汉，个个五大三粗，上来就把王卫东围在中间。拳头、脚像雨点似的落在他身上，他想躲都躲不开，没一会儿就被打得鼻青脸肿，瘫在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更过分的是，那些人还没罢休，把他拖到一个破仓库里，逼着他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打牌。王卫东输得眼冒金星，身上最后一点钱都见了底，对方才肯收手，临走前还甩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欠赌债 2 万元”。

“两万？！”潘瑕看到那张皱巴巴的欠条时，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浑身力气都被抽干了。她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手里的欠条重得像块石头——这钱在当时能买三辆崭新的拖拉机，是她跑十年运输都未必能攒下的数！她盯着王卫东，眼神里满是绝望，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

悲愤之下，潘瑕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欠条跑了派出所，想查清这赌债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民警的话像又一记闷棍砸在她头上：“这不是赌债，是他白纸黑字跟好几个人借的钱，签字画押都有。”原来王卫东根本没说实话，他借这两万块，全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当初哄他，说要在苏州买带院子的楼房，还能帮他办城市户口，结果钱一到手，第二天就没了踪影，跟人间蒸发似的。

潘瑕立马报了案，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盼着能把钱追回来。可民警无奈地告诉她，那女人连真实姓名都没留，想在茫茫人海里找到她，跟大海捞针没两样。潘瑕拿着空荡荡的存折，看着上面被清零的数字，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那是她起早贪黑、冒着风雪跑运输，一分一分攒下的血汗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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