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永结堂”的招牌，是在2018年深秋的雨夜里。那天我刚辞掉电子厂的工作，拖着塞满行李的破旧行李箱，在老城区的窄巷里找便宜住处。雨丝裹着寒意往衣领里钻，路灯的光被雾气揉成一团昏黄，照得青石板路上的青苔泛着湿滑的绿光。

巷口第三间门面和其他铺子不一样。左右两家要么是关着门的裁缝铺，要么是摆着霉味腌菜的杂货店，只有它亮着灯，木质招牌上用红漆写着“永结堂”三个大字，字的边缘有些斑驳，像是被雨水泡褪了色，又像是沾染了什么深色的污渍。玻璃门上没贴任何营业时间，也没挂幌子，只有一张泛黄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缘定三生，不分阴阳”，字迹瘦硬，透着股说不出的冷意。

我原本没打算在意，直到行李箱的轮子突然卡在石板缝里，我弯腰去掰时，眼角余光瞥见店里的景象。柜台后坐着个穿藏青色对襟衫的老太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银簪绾着，脸上没什么表情，正低头用红绳穿一枚枚铜钱。她的手指很细，指节突出，皮肤像老树皮一样皱着，穿铜钱的动作慢而稳，每穿一枚，就会轻轻敲一下柜台，那声音在雨夜里格外清晰，“嗒、嗒”，像水滴落在空罐子里。

我当时只觉得这铺子透着古怪，没多想便拖着箱子走了。后来我租了巷尾的一间阁楼，月租三百，房东是个寡言的老头，只说这巷子老，晚上尽量别出门。我那时满脑子都是找工作，没把这话放在心上，直到一周后，我在巷口的面馆遇到了住在隔壁的女人。

女人叫林秀，比我大五岁，在附近的超市当收银员，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那天她坐在我对面，扒拉着碗里的面条，突然抬头问我：“你见过巷口那间永结堂的老太太吗？”我点头说见过，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筷子捏得指节发白：“别靠近她，那是阴婚介绍处。”

我当时以为她在开玩笑，直到三天后的凌晨。那天我找工作到凌晨一点多才回来，雨又下了起来，巷子里静得只有雨声。快走到永结堂时，我看见铺子里还亮着灯，这次柜台后没坐人，只有两排架子靠在墙上，架子上摆着一个个巴掌大的木牌。我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隔着玻璃往里看——每个木牌上都贴着一张黑白照片，有男有女，照片下面写着名字和生卒年月，最底下还刻着一行小字，有的是“待寻良缘”，有的是“缘已至”。

突然，门把手“咔嗒”响了一声，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正好撞在身后的墙上。老太太从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锦盒，看见我时没惊讶，也没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我，像在看一件商品。“年轻人，”她的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你命里带阴债，要不要找个伴帮你挡一挡？”

我没敢回答，转身就跑，直到冲进阁楼，锁上门，心脏还在狂跳。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总觉得窗外有脚步声，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像是有人在来回踱步。天快亮时我才迷糊睡着，梦见自己站在永结堂里，那些木牌上的照片突然动了起来，照片里的人都睁着眼，直勾勾地看着我，老太太站在我身后，手里的红绳缠上了我的手腕，越收越紧。

我是被敲门声惊醒的，开门一看是林秀，她脸色比上次更差，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你昨晚是不是去永结堂门口了？”她的声音发颤，把纸递给我，“这是今早有人塞在我门缝里的，你看。”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字，和玻璃门上的字迹一样，写着“阴缘已牵，三日内必至”，下面还画着一个小小的木牌，木牌上的名字，是我的。

我浑身发冷，问林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坐在床边，双手抱着膝盖，慢慢说起了三年前的事。三年前，她的妹妹林月刚满十八岁，高考后不久就失踪了，警察找了半个月，最后在永结堂后面的巷子里发现了她的尸体，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锦盒，里面装着一枚铜钱，铜钱上刻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后来她才从房东老头那里听说，林月失踪前，曾去过永结堂，想给去世的爷爷找个“伴”，结果就再也没回来。

“那老太太不是人，”林秀的声音带着哭腔，“有人说她是替阴间牵线的，找的都是八字轻的人，要么当‘新郎’，要么当‘新娘’，一旦被盯上，就躲不掉。”她还说，这几年巷子里已经少了三个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失踪后再也没找到，房东老头之所以让晚上别出门，就是因为知道永结堂的底细。

我越听越怕，想立刻收拾东西走，可林秀说没用，一旦被写上名字，就算走得再远，也会被找回来。她建议我去找房东老头，说他可能有办法。我当天下午就去找了房东，他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小撮朱砂和一张黄纸。“这是我年轻时从一个道士那里求来的，”他的声音很沉，“今晚你把朱砂撒在门口，黄纸贴在窗户上，要是还没用，就只能去永结堂，跟老太太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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