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潮率军冲入混乱的王绪大营，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一场迅速的镇压与接收。抵抗微弱得可怜。大多数士卒早已心向王氏，或是在督战队的刀锋下瑟瑟发抖、只求活命的可怜人。眼见王潮大军涌入，纷纷丢弃兵器，跪地请降。负隅顽抗者，唯有刘队正及其麾下最死硬的一小撮亲兵，很快便被汹涌的人潮吞没、剿杀。

王绪本人，则在一片狼藉的中军大帐中被发现。这位昔日的主帅，此刻冠冕歪斜，衣袍污损，如同输光了所有赌注的赌徒，瘫坐在帅椅上，眼神空洞，口中兀自喃喃着“叛逆”、“天不佑我”之类的呓语。当王潮的亲兵上前擒拿他时，他甚至没有反抗，只是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怪声。

兵变，以王氏兄弟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过程顺利得超乎想象。

太阳完全升起时，营中的喊杀声和混乱已彻底平息。王绪被严密关押，其死党或被诛杀或被囚禁。王潮的王旗，取代了王绪的旗帜，高高飘扬在营地上空。士卒们在军官的指挥下，开始清理战场，收拢降兵，整顿秩序。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一股新的、更加微妙复杂的暗流开始涌动。

王潮以雷霆手段整肃了军队，迅速安定了局面。他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被全军将士视为理所当然的新领袖。中军大帐内，前来禀事、表忠的将领络绎不绝，人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新主的敬畏。

在这片喧嚣之中，王审知却悄然退后了一步。他谨记着兄长之前的“藏锋”告诫，也深刻理解功高震主的古训。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这次兵变中扮演的角色太过突出——从最初的防疫、造车、编伍，到后来的“以工代赈”化解流民危机，再到策划“竹策之谋”、引出死士、奠定兵变的道义基础……这一系列“巧思”固然功不可没，但也极易引人注目，甚至招致猜忌。即便兄长信任，也难保其麾下其他将领不会有想法。

于是，在兵变后的第一次正式军议上，当王潮论功行赏，欲将首功归于王审知，并准备赋予其更大权柄时，王审知却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

他躬身行礼，语气诚恳而谦逊：“兄长明鉴，此次拨乱反正，全赖兄长威德，将士用命，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弟不过偶有些许微末之见，奔走效劳，实不敢居功。军中诸将，如张渠、李尤等，冲锋陷阵，忠勇可嘉；后勤辅兵，辛苦劳作，保障有力，皆功不可没。弟恳请兄长，厚赏有功将士，抚恤伤亡，则全军归心，士气可用。”

他将所有功劳都推给了兄长王潮的领导和将士们的努力，将自己仅仅定义为“出点子”和“跑腿”的角色。这番表态，让帐内许多原本对他有些许嫉妒或疑虑的将领，顿时松了口气，看向他的目光也柔和了许多。

王潮深深看了弟弟一眼，明白了他的用意，心中既感欣慰又有些复杂。他顺水推舟，重重犒赏了张渠、李尤等一众有功将领，并对全体士卒进行了赏赐，军心大为振奋。

随后几日，王审知更是刻意低调。他不再主动过问核心军务，对于人事安排、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等，也只在自己被问及时才谨慎地提出建议，绝不多言。他将大部分精力，重新放回到了“老本行”上——督促赵革加快打造攻城器械，改进那日显神威的独轮车；完善“以工代赈”流民的后续管理，试图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更有效的生产；甚至亲自带着军医，去伤兵营巡查，改进疗伤方法。

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工棚、流民安置点和伤兵营，却很少再出现在中军大帐的决策圈里。他与人交谈的内容，也多是技术性的细节，诸如木材的湿度、犁铧的角度、草药的配比，绝口不提军国大事。

这种“藏锋于拙”的姿态，果然效果显着。军中关于王审知“奇技淫巧”、“心思深沉”的议论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王参军体恤下情”、“务实肯干”的评价。许多将领觉得他识趣、知进退，不再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反而更愿意与他交往，觉得他没有架子，说话实在。

王潮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对弟弟的懂事和分寸感极为满意，心中的那一点点因弟弟能力过强而产生的微妙警惕，也渐渐消散，转化为了更深的信任和倚重。他明白，弟弟这是在用行动向他表明：兄长的权威至高无上，弟只愿尽心辅佐，绝无二心。

然而，王审知并非真正沉溺于琐事，忘却了大事。他只是将锋芒隐藏在了这些“拙朴”的事务之下。在巡视流民时，他会留意其中是否有可用的工匠或识字之人；在改进农具时，他思考的是未来占领南剑州后的农业生产恢复；在与底层军官和士卒交谈时，他倾听的是最真实的军心民意。

他通过阿福、李尤、张渠等人，依然保持着对军情动向的掌握。李尤和张渠虽然被调离身边，但他们对王审知的忠诚丝毫未减，时常借汇报公务之机，悄悄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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