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矛盾点：根据公司1998年第二季度技术报告，该新产品核心技术确实存在严重的专利壁垒。竞争对手公司持有三项核心专利，且历史上从未授权给其他公司。高工声称的“交叉授权”方案缺乏现实依据。

关联信息：查阅公司1998年组织结构图，高级工程师中只有一位姓氏为“高”的人员：高远，时任创新研发部首席技术专家，直接向CTO汇报。

后续追踪：该新产品于1998年11月突然宣布取消，公司公告称“因技术不成熟和市场变化”。高远于1999年1月离职，离职原因标注为“个人发展”。

李维的心跳加快了。他盯着那份普通的会议纪要，突然感觉它不再只是一堆枯燥的文字。它变成了一扇窗，透过它，他看到了二十多年前在这个公司里真实发生过的一幕：一场会议，一次争执，一个坚持技术可行性的工程师，和一个持反对意见的高管。

但这还不够。这只是一个片段，一个模糊的影子。真正的故事还需要更多碎片。

李维放下这份文件，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拿起了下一份。现在，他的工作不再是一种折磨，而变成了一场寻宝游戏。每一份文件都可能隐藏着线索，每一个数字都可能讲述着故事。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李维以惊人的效率处理着文件箱。他不再是机械地扫描，而是真正地“阅读”每一份文件。而随着他的阅读，旅人号的数据挖掘系统也在同步工作，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出有价值的碎片。

更多的“高亮”出现了：

——一份1999年3月的内部审计报告指出，某项目的“研发费用异常超支”，但报告最终被标记为“已处理，无需进一步行动”。报告审批签字人是张副总。

——一份2000年初的员工满意度调查中，创新研发部的评分在全公司最低，多条匿名评论提到“管理层不尊重技术人员”、“决策过于短视”。

——一张2001年的公司年会合影，李维注意到照片中站在边缘位置的一位中年男性，他的脸被打了个小小的标记。安娜的声音在脑海中提示：经面部识别比对，此人为高远。这是他在公司留下的最后影像资料。

——最关键的一份文件出现在下午三点左右。李维打开一个标有“2001-机密-封存”的箱子，里面不是标准的财务报表，而是一堆杂乱的文件：手写的笔记、草图、甚至有几封打印的电子邮件。箱子的标签上潦草地写着：“G计划-相关材料-永久封存”。

“G计划？”李维喃喃自语。这个名称他昨天在那些隐藏文字中也看到过。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这些文件。它们看起来曾经被人匆忙地整理过，顺序混乱，有些页面甚至有撕裂后重新粘贴的痕迹。

第一份是一份提案的封面，标题是：《“未来视野”计划：关于公司技术战略转型的十年规划》。提案人是：高远。日期：2000年6月。

李维翻开提案，立刻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这不仅仅是一份商业提案，更像是一份技术宣言。高远在提案中详细阐述了他对行业未来十年的预测：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数据驱动决策的重要性、用户体验的核心地位、开放平台战略的价值……

更让李维震惊的是，高远的许多预测在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他预见到了智能手机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预见到了社交媒体将重塑人际关系，甚至预见到了云计算将成为基础设施。但在2000年，这些想法在大多数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提案的后半部分是高远的具体建议：立即成立独立的前瞻技术实验室，投入公司年利润的15%用于长期基础研究，与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培养内部创新文化……

提案的最后一页贴着一张正式的审批意见：

经管理层审议，认为该提案过于理想化，与公司当前务实经营方针不符。建议专注于现有业务的优化和扩张。技术创新应以短期市场需求为导向。

审批人：张副总

日期：2000年8月15日

李维感到一阵刺痛。这感觉太熟悉了——一个充满远见的想法，因为“不切实际”而被否决。昨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二十年前同样发生在高远身上。

他继续翻看箱子里的其他文件。有一份手写的笔记，字迹潦草但有力：

2000年9月10日

与张的第三次争论。他还是那句话：“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科研院所。我们要对股东负责。”

我问他：“那么对十年后的股东负责吗？对公司的未来负责吗？”

他笑了：“高工，十年后我可能都不在这里了。先把眼前的季度报表做好吧。”

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人看得比下一份财报更远。

另一份文件是一封打印的邮件，发件人是高远，收件人是当时公司的董事长（现已退休）。邮件日期是2000年12月，也就是“未来视野”计划被否决四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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