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市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正式获批与印发,标志着清源市的探索进入了省级视野下的“深耕细作”阶段。然而,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当精心设计的方案,从文件走向现实,必然会触及固有的利益格局和运行惯性的“硬核”。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将改革引向深入。常务副市长江辰发现,自己正站在这个充满张力的“破立之间”。
第一个“破立”的焦点,出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探索上。方案中关于“探索建立市内建设用地指标弹性交易机制”的条款,旨在盘活存量资源,优化空间布局。但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据此起草的具体操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下发到各县(市、区)时,却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发展空间饱和、土地指标紧张的中心城区清源区、示范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新途径。但拥有相对富裕建设用地指标、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起步阶段的临港县,则顾虑重重。临港县委书记亲自给江辰打来电话,语气急切:
“江市长,这个指标交易,初衷是好的。但我们临港正处于大开发时期,现有的指标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家底儿’。如果现在允许交易,为了短期财政收入,很可能导致指标流失,将来我们自己的好项目没地落,岂不是制约了长远发展?这不成了‘抽瘦补肥’吗?”
与此同时,一些生态功能重要、发展受限的山区县,则担心会成为单纯的“指标输出地”,虽然能获得一笔转移资金,但可能失去未来发展的空间储备,难以真正培育替代产业。
面对截然不同的声音,江辰没有简单强调“大局为重”,而是意识到,改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共赢”的机制,而非零和游戏。他立即召集自然资源局、发改委、财政局以及相关县区负责人,召开专题协调会。
会上,他引导大家超越简单的“争指标”思维:“指标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更不是‘劫贫济富’。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功能互补的‘市场’,核心是互利共赢。”
他提出了机制设计的核心原则:“保障基本、激活存量、利益共享。”
他详细阐述:
“保障基本:首先要科学核定每个县区基于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定位的‘基本保障线’,确保其未来发展不受影响。交易只能在‘弹性空间’内进行。”
“激活存量:鼓励盘活闲置、低效用地产生的节余指标入市,重点不是动用地增量,而是提升存量用地效率。”
“利益共享:交易收益不能简单给财政,要建立专户,主要用于指标输出地的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和生态补偿,确保其有动力、有能力转型发展。”
基于此,他要求自然资源局重新打磨细则,重点细化:科学核定基本保障线的方法、节余指标的认定标准、交易平台的搭建与监管、收益使用的负面清单和绩效考核等。
经过几轮激烈讨论和修改,一个更为精细、均衡的实施细则获得通过。它既满足了发达地区的急迫需求,又保障了后发地区的长远利益,初步建立了“谁保护、谁受益,谁节约、谁得利”的导向。这个“破旧规、立新机制”的过程,虽然曲折,却为要素市场化改革趟出了一条务实可行的路子。
第二个更为复杂的“破立”挑战,来自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方案中提出的“探索清源区与北川县在共建园区中的税收分享、GDP分计”,直接触及了地方政府最敏感的“钱袋子”和“政绩观”。
清源区与北川县虽然结了对子,也有合作意愿,但一到具体利益划分,双方都变得格外谨慎。在第一次关于共建产业园税收分享的磋商会上,分歧立现。
清源区方面强调,园区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管理运营主要依靠清源区投入,税收大头应归清源。
北川县则坚持,园区坐落在北川的土地上,占用北川的能耗环境容量,带动本地就业,理应享有相当比例的收益。
双方各执一词,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关系到干部考核和地方发展积极性。
江辰意识到,这已超出简单的行政协调范畴,需要更高层面的规则设计和政治引领。他没有急于裁决,而是采取了“解剖麻雀、案例引领”的策略。
他组织财政、税务、统计、发改等部门成立联合课题组,选取一个已有合作意向的具体项目(如清源区某企业在北川投资建设的绿色食品加工厂)进行全生命周期模拟测算。假设不同分享比例,对双方财政收入、GDP增长、就业带动等的影响分别是什么?试图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有利于合作可持续的“黄金分割点”。
同时,他分别与清源区委书记和北川县委书记进行深入沟通,引导他们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共建园区,不是清源区到北川‘圈地’,也不是北川单纯‘借鸡生蛋’,而是要共同培育一个新的增长极。算账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园区发展起来,带来的产业链延伸、消费拉动、品牌增值,远非初始的税收分成可以比拟。我们要立的,是‘合作共赢’的新政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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