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一颗手榴弹落在阵地前，赵铁锤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用身体挡住了爆炸的冲击，保护了身旁的战友和弹药。当傅水恒冲到他身边时，赵铁锤的胸前已被弹片打得如同筛子，却还留有一口气。

“老傅...我那小子...叫建国...周建国...”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战后，傅水恒辗转找到了赵铁锤的家人。他的妻子始终没有改嫁，靠给人缝补衣物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那孩子后来成了工程师，参与建设了新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的大桥。

傅水恒在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赵铁锤的相貌特征——左眉上有一道疤，那是小时候放牛被牛角顶伤留下的；他爱抽旱烟，烟袋是自己用竹子雕的；他嗓门大，唱歌总是跑调，却最爱在行军时唱《大刀进行曲》。

写到此处，傅水恒搁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盒，里面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赵铁锤与妻儿的全家福，那是他生前最珍贵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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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村子里万籁俱寂，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傅水恒毫无睡意，继续奋笔疾书。

“周晓燕，湖北武汉人，一九二一年生，战地护士…”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野战医院——实际上只是几个临时搭建的草棚。日军的轰炸刚刚结束，伤兵源源不断地被送来。周晓燕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原本是武汉教会医院的护士，抗战爆发后毅然参军。

那天，一颗炸弹落在医院附近，震塌了部分棚顶。周晓燕本已安全撤离，但听到废墟下有伤员呼救，又毫不犹豫地返身回去救援。

“傅指导员，里面还有三个重伤员，我得去帮他们！”这是她对傅水恒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傅水恒带人清理废墟找到她时，周晓燕的身体已被掉落的横梁砸中，生命垂危。而她身下，三个重伤员因为她用身体撑起的小小空间而幸免于难。

“告诉我爸妈...女儿不孝...先走了...”她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质胸针，“这个...留给小梅子...”

小梅子是周晓燕照顾的一个孤儿，父母都在战火中丧生。那枚胸针是周晓燕十八岁生日时，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傅水恒后来得知，周晓燕的父亲是武汉有名的商人，原本已为她安排好出国留学的道路，但她毅然选择留下来报效祖国。她的父母直到去世前，每年清明都会到女儿的空坟前祭奠。

在回忆录中，傅水恒不仅记录了周晓燕的牺牲，还写下了她生前常哼唱的湖北民歌歌词，她包扎伤口的独特手法，以及她对战后建立完善医疗体系的憧憬。

写到动情处，傅水恒的笔微微颤抖，不得不停下来，深吸几口气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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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破晓，天边泛起鱼肚白。傅水恒已连续书写了近十个时辰，桌上的宣纸堆了厚厚一沓，墨瓶几近见底。

“陈小虎，四川乐山人，一九二四年生，司号员…”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一个黎明，总攻即将开始。十七岁的陈小虎紧张地检查着自己的军号，用衣袖轻轻擦拭号嘴。他个子矮小，满脸稚气，是全连最受宠的小弟弟。

“傅叔，等打完仗，我想回家娶媳妇哩！”冲锋前，陈小虎悄悄对傅水恒说，脸上带着少年特有的羞涩，“村里桂花姐答应等我回去。”

总攻号角吹响，陈小虎站在阵地最高处，奋力吹响军号。日军的机枪扫射过来，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号声戛然而止。但仅仅停顿了一瞬，嘹亮的号声再次响起，尽管已变得断断续续，带着血沫喷涌的杂音，直到冲锋的战士们越过阵地，号声才彻底停止。

傅水恒冲上去抱住他时，陈小虎的手仍紧紧握着军号，眼睛望着远方，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山水，看到了那个等他归去的姑娘。

“桂花...姐...”这是他最后的喃喃。

战后，傅水恒曾去过乐山，找到了陈小虎的家。他的父母早已过世，唯一的姐姐远嫁他乡。村里人告诉他，那个叫桂花的姑娘等了他三年，收到阵亡通知书后，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村子，不知所踪。

傅水恒在回忆录中细致描绘了陈小虎吹号时的样子——他总是闭着眼，眉头微皱，仿佛全身心都沉浸在号声中；他爱惜军号如同生命，每天晚上都要擦拭保养；他的行囊里始终珍藏着一双布鞋，是离家时母亲连夜赶制的，他一直舍不得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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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满房间。傅水恒终于写到了最后一位战士。

“孙石头，河南郑州人，一九一六年生，侦察兵...”

那是一九四五年初春，抗战已近尾声。孙石头是连队里最出色的侦察兵，多次深入敌后获取重要情报。那次，他奉命侦察日军一处秘密据点，临行前还与傅水恒约定：“老傅，等这仗打完，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三天后，孙石头浑身是伤地爬回驻地，带回的情报帮助部队成功端掉了日军据点。但他自己因伤势过重，在交代完敌情后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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