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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的间隙，傅水恒会颤巍巍地拿起那本边缘磨损严重、用麻线仔细重新装订过的手稿，递给李明瀚。“有些事，光靠嘴说，说不全，也怕记岔了。我都零零散散写在这上面了。字写得丑，你别见笑。”

李明瀚双手接过，如同接过一件稀世珍宝。笔记本的纸页早已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是钢笔写的，蓝色墨水因为岁月和潮气的侵蚀，大多已褪成淡淡的蓝灰色，有些地方甚至晕染开来。字迹歪歪扭扭，夹杂着不少错别字，但一笔一划都极其认真，能看出书写者当时倾注的心力。

这不仅仅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更像是一部独立纵队基层士兵的“战场生态实录”。里面没有系统的史观，没有对战略战术的精妙分析，只有最原始、最朴素的记录。

李明瀚小心翼翼地翻看着。

有一页，用稚拙的笔画画着一幅简易的地图，标注着“黑风洞秘密仓库位置”，旁边用小字注明：“此处藏有粮食十担，盐巴两筐，弹药五箱，为应急之用。若我牺牲，见者务必转交组织。民国三十一年冬，傅水恒记。”

有一页，记录了一次急行军：“十月十五，夜行军一百二十里，穿越鬼子三道封锁线。脚上水泡摞血泡，最后麻木，只知机械迈步。炊事班老刘头，背着大铁锅，掉队后愣是咬着牙追了上来，鞋底都磨穿了，脚板血肉模糊。他说锅不能丢，丢了全连吃不上饭。”

还有一页，笔迹显得格外沉重，记录了一次惨痛的失利：“腊月廿三，小年。三排奉命去山下王家庄征粮，遭敌特告密，被包围。除通讯员小杨冒死突围报信，全员……殉国。王家庄百姓亦遭报复，死伤数十。痛彻心扉！恨！恨！恨！”连续三个“恨”字，笔力几乎透穿纸背，那压抑了半个多世纪的悲愤，依然力透纸背，灼烧着李明瀚的眼睛。

更多的，是记录那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文化教员在战斗间隙教大家认字，“抗战必胜”四个字就是最先学会的；卫生员小何，一个城里来的女学生，用最后一点纱布给伤员包扎，自己手冻伤了却毫不在意；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送来藏了很久的鸡蛋和红薯，推都推不掉……

这些手稿，与傅水恒的口述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张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复杂的历史拼图。李明瀚意识到，他正在接触的，并非经过修饰和美化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普通士兵视角下，真实、粗糙、甚至有些残酷的战争原貌。这里有恐惧，有迷茫，有对家乡和亲人的无尽思念，也有对胜利近乎本能的渴望与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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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日子里，李明瀚多次拜访傅水恒。老人的记忆时而清晰如昨，时而混乱模糊。有时他会把不同战役的事情混在一起说，有时又会长时间地陷入沉默，只是望着远山发呆。李明瀚极有耐心，他从不打断，也不强行纠正，只是引导，只是倾听。他明白，对于这些历史的亲历者而言，记忆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尊重的真实。

傅水恒讲到四三年的大饥荒，“树叶、树皮都吃光了，榆树皮算是好东西，磨成粉掺上野菜能糊口。饿得眼睛发绿，看见老鼠都觉得是肉。有一次，我们班分到一小袋炒面，大家轮流用舌头舔一口，就那么一点点粮食，支撑着我们走完了五天的山路。”

他也讲到和老百姓的鱼水情深。“有一次我发高烧，掉队了，昏倒在山路边。是一个放羊的老乡发现了我，把我背回他家那破窑洞里。他家也断粮好几天了，最后把他家留着过年的那点小米熬了粥，一口一口喂我……我后来才知道，那点小米，是他们家最后的存粮。我这条命，是老百姓用他们的命根子换回来的啊！”老人说到这里，浑浊的老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滴在陈旧的衣服前襟上，留下深色的印记。

他还讲到了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的情景。“那天，整个根据地都沸腾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虽然那鞭炮也是自己土造的，响声不大，但大家高兴啊！又哭又笑，抱着跳着，嗓子都喊哑了。可高兴劲儿过去之后，看着身边空出来的那么多位置，心里又像被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疼……他们，都没能等到这一天。”

李明瀚将这些口述与手稿中的细节一一对应，相互参照。他发现，傅水恒的记忆，虽然在一些具体日期、番号上可能存在偏差，但那种情感的质感，那些细节的真实度，是任何后世研究者凭空想象都无法企及的。他笔下的张连长、王栓柱、小石头、老刘头、卫生员小何……一个个形象逐渐在李明瀚的脑海中丰满、立体起来，他们不再是历史档案中冰冷的姓名，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憎、会恐惧也会英勇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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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一年的走访、记录、整理和考证，李明瀚终于完成了书稿。他给这本书取名《太行深处：独立纵队的普通一兵》。在序言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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