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中，两位老人的叙述交织，将八十年前的画面一点点拼凑起来。

第四天，弹药告急。傅水恒做了一个决定：夜间突袭敌军弹药库。

“那是自杀任务。”陈老说，“所有人都知道。鬼子把弹药库守得铁桶一般，三个火力点互为犄角，照明弹整夜不停。水恒挑了十二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出发前，他在每个人手心里画了个奇怪的符号。”陈老伸出颤抖的右手，掌心向上，仿佛那个符号还在，“他说这是‘护身符’，祖传的。我们那时都笑他迷信，可后来...”

后来，十二个人奇迹般地渗透进去，炸掉了弹药库，十一个人活着回来——只有一个新兵在撤退时被流弹击中大腿。

“那孩子的腿本来保不住了。”林静婉轻声说，“伤口感染，高烧不退，我们所有的磺胺都用完了。水恒守了他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拿来一小包药粉，说是从被炸的日军医务所里找到的。”

“那是什么药？”傅博文忍不住问。

两位老人对视一眼，陈老缓缓摇头：“我们后来才知道，1942年，日军根本没有那种高效抗生素。那不是日军的药，可水恒从不解释药的来源。那个小战士活下来了，建国后做了县农机站的站长，前年才走。”

傅博文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他想起了爷爷的那个铁盒子，里面除了勋章和日记，还有一个从未有人能打开的“怀表”——其实不是怀表，而是一个精巧的金属装置，中心有一个淡淡的、和陈老描述极为相似的符号。

“第五天，鬼子调来了山炮。”陈老继续讲述，声音越来越低，“我们的阵地被炸平了两次，伤亡过半。水恒的左肩被弹片击中，静婉给他包扎时，发现伤口深可见骨。可他只休息了半小时，就又上前线了。”

林静婉接话道：“我追上去想让他至少打一针吗啡，他转过头对我说——我永远记得他的表情——他说‘林护士，如果我倒下了，帮我打开我贴身口袋里的本子，按照最后一页写的做’。”

“那是什么？”有人轻声问。

林静婉摇摇头：“我不知道。因为那天晚上，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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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深夜，日军发动总攻。残余的三十多名战士被压制在最后一道山梁上，下方就是正在艰难转移的伤员队伍。

“我们已经准备和阵地共存亡了。”陈老说，“水恒让我们把所有手榴弹集中起来，绑成集束手榴弹。他说要带两个人从侧面悬崖摸下去，炸日军的指挥所。那悬崖我们看过，根本下不去，那是绝路。”

“可他还是下去了。”林静婉说，“带着两个自愿跟去的战士。我拿着望远镜看，他们就像...就像壁虎一样贴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一点一点往下挪。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落脚点，可他们就是能过去。”

“更奇怪的是，”陈老压低声音，“鬼子明明有望远镜，有照明弹，却好像完全没看见他们。直到爆炸声从日军指挥部方向传来，我们才反应过来——他们真的做到了！”

指挥所被端，日军陷入短暂混乱。后方医院趁机完成了最后一段转移，进入更隐蔽的山谷。而傅水恒和两名战士，在爆炸中奇迹生还，虽然都负了伤，但三天后成功归队。

“回来后，水恒高烧了三天。”林静婉回忆道，“昏迷中一直在说胡话，说什么‘积分用完了’、‘系统惩罚’、‘修复需要时间’...我们都以为他是烧糊涂了。”

系统。

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进傅博文的脑海。他猛地想起，在整理爷爷遗物时，那本从不让人看的日记最后一页，用极淡的铅笔写着几行字，其中就有“系统”二字。当时家人以为是爷爷在病中神志不清的涂鸦，现在想来...

雨忽然小了，变成了蒙蒙细雨。围听的人群越来越多，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一位中年妇女走上前，向林静婉深深鞠躬：“林奶奶，我父亲就是当年您护理过的伤员。他说没有傅连长和您，他活不过1942年春天。”

接着，一个又一个人站出来：

“我爷爷是那十二个炸弹药库的战士之一...”

“我外婆是被转移的伤员...”

“我大伯是后来被傅连长从火线上背下来的...”

“我家保存着傅连长当年留给村里的一袋种子，那年饥荒，那袋种子救活了半个村...”

故事叠着故事，记忆连着记忆。傅博文站在人群中，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爷爷不是一个遥远的、碑文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地活过、战斗过、拯救过许多生命的人。

“可这些事，爷爷为什么从来不说？”他终于问出那个困扰家族几十年的问题。

陈老和林静婉对视，良久，林静婉轻声道：“因为第六天发生的事情，让水恒觉得，所有的牺牲和奇迹，都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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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也是任务最后一天。主力部队终于赶到接应，日军开始撤退。所有人都以为，最艰难的时期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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