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静开始扩大搜索范围。她联系了太行山区的几个县级档案馆，请求协助查询当地抗战烈士名录；她翻遍了馆内存放的地方志和回忆录；甚至找到了几本八十年代编纂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人物志》，一页页仔细翻阅。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她在保定地区1985年编纂的《抗战英烈录》中找到了突破。那是一本蓝色封面的简装书，内页纸张粗糙，印刷质量一般。在第四百七十二页，她看到了短短几行字：

“傅水恒（1920-1992），福建连城）人。1939年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正式加入八路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42年8月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某部三团团长。同年11月，在黑石岭阻击战中为掩护主力转移，率全连与敌激战一昼夜，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后时刻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又检了一条命，后来隐居山林，从此以后直到1992年才由他后人上交的材料才知道这位平凡英雄已经于92年仙逝。

文字下面还有一张模糊的一寸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面容清瘦，眼神坚定，穿着褪色的八路军军装，领章已经模糊不清。这是林静第一次“看见”傅水恒——一个在历史中沉寂了八十年的面容。

她捧着那本书，久久没有说话。窗外，夕阳正缓缓沉入远山，给纪念馆的玻璃幕墙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大厅里开始有参观者陆续离开，脚步声、低语声、孩子的询问声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生活的背景音。而在她手中的书页上，那个年轻人永远停留在了二十二岁。

林静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把这些发现整理成正式报告，建议将傅水恒及其连队牺牲战士的名字补刻到英烈墙上。

报告写了整整十五页。她不仅列出了发现的史料证据，还附上了名单复印件、书籍摘录的扫描件，以及她根据现有资料还原的黑石岭阻击战经过。报告中，她这样写道：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生命的故事编织而成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完整的人生，都有欢笑、泪水、梦想和牺牲。傅水恒团长和他的战友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可能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留下多少物质痕迹，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共同撑起了那段艰难岁月里的希望。记住他们的名字，是历史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报告提交后的等待期间，林静经常在闭馆后独自来到英烈墙前。那面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墙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肃穆。十一万多个名字整齐排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间跨度十四年。有些名字因为年代久远，其具体事迹已不可考，只剩下这三个字证明他们曾经活过、战斗过、牺牲过。

她沿着墙慢慢走着，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石面。那些刻痕深浅不一，有些因为经常被触摸而变得光滑，有些则相对清晰。在1942年11月的那一区域，她停下脚步。那里已经有许多名字，但她知道，还缺少一些。

一个月后，馆务会议讨论了林静的报告。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

一位资深研究员提出：“我们的英烈墙名单主要依据民政部门1980年认定的烈士名录。如果现在开始补刻，会不会开一个口子，以后类似的请求越来越多？而且这份名单的来源是否绝对可靠？战争年代，记录常有误差。”

林静站起来回应：“我理解这份谨慎。但我核查过，这份名单上的十名烈士，有七名能在其他资料中得到交叉印证。至于傅水恒团长，至少有三种独立史料记载了他的事迹。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不断发现、修正、完善的过程。如果因为担心‘开口子’而拒绝确认已经查实的烈士，那是不是背离了我们建馆的初衷？”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去年我们馆参观人数超过两百万，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小学生。当孩子们站在英烈墙前，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名字，更是历史的具体呈现。每一个被补刻的名字，都在告诉后来者：这个国家记得她的每一位牺牲者，无论他们是否曾被广泛知晓。”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馆长总结：“纪念馆不仅是保存历史的地方，更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我支持林静研究员的建议。我们将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这份名单进行最终复核，如果确认无误，就在明年清明节前完成补刻工作。”

接下来的三个月，由三位研究员和两位历史学者组成的复核小组展开了工作。他们不仅核查了林静提供的资料，还进行了实地走访。小组前往太行山区，找到了黑石岭战斗的发生地；他们访问了当地仍健在的几位九十多岁老人，其中一位依稀记得“有个很年轻的傅团长”；他们在县档案馆又发现了一些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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