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家沟的第三天。

周元白把十一户人家的地丈量了一遍。不是用尺子量的，是用脚量的。他穿着草鞋在田里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回来的时候草鞋底磨穿了一只。

脚底板有血印子。

他没吭声。坐在井台上，把鞋脱了，用井水冲了冲。然后光脚在地上画了一张草图。哪块地朝阳，哪块地背阴，哪块低洼容易存水，标得清清楚楚。

十一户人家里，最先走出门的是个跛脚的老汉。左腿短了一截，拄着根桑木拐棍。他站在周元白三步外，看了半天地上的草图。

“你画的这是啥？”

“地。你们村的地。”

老汉蹲下去，歪着头辨认。“这块是老刘家的？”

“对。朝南，有坡度。适合种红薯。但得先起垄，不然雨水往下冲，根茎泡烂。”

老汉拿拐棍在草图上戳了戳。“你种过地？”

周元白推了推眼镜。“没种过。但我算过。”

“算过？算地？”

“嗯。一亩地多宽多长，起多少垄，垄间距多少，每垄栽多少苗，出多少斤。都能算。”

老汉盯着他那副铜框眼镜看了好一阵。“戴这玩意儿的，也能下地？”

周元白没回话。他把眼镜取下来，揣进怀里。然后站起身，光着脚走到村东头那块荒地前面。地上的草有半人高，去年就没人翻。

他从布囊里掏出一把小锄头，是从粮车队借的，锄头上锈了两块。

开始刨。

动作不好看。很生。第一锄下去偏了，差点砸自己脚面。第二锄下去深了，卡在土里拔不出来。第三锄总算刨出了一坨草根带着的泥块。

跛脚老汉拄着拐棍看了一会儿。

“歪了。往右偏两寸。”

周元白往右偏了两寸。第四锄下去，稳了不少。

“行，还能教。”老汉把拐棍换到左手。右手从腰后面抽出一把豁了口的短柄锄头。

他跛着腿走到周元白旁边，单脚往地里一蹬。“看着。”

一锄下去，又准又深。草根连着泥翻了个个儿。

周元白蹲在旁边看。算盘打得再溜，不如人家一锄头利索。

云州城北七十里，一个叫石桥屯的村子。

学子里排甲等第五的赵大成留在了这里。赵大成二十四岁，矮个子，膀大腰圆。入书院之前是个打铁的。

石桥屯剩了六户人家。都是跑不动的。

赵大成到的第一天没说话。把布囊往村口的废棚子里一扔，找了个石头坐着。看了一下午。

村里安静得瘆人。鸡没有，狗没有，连麻雀都懒得来。

第二天，赵大成把废棚子修了。棚顶漏了三个窟窿，他爬上去，拿泥巴和草糊了半天。

第三天，他找到村里仅剩的一头毛驴。驴瘦得跟骨架子一样。赵大成喂了驴两把红薯干。驴嚼了半天，鼻子拱他的手。还要。

“没了。等种出来再吃。”

他牵着驴去犁地。

石桥屯六户人家的门关着。没人出来。

赵大成犁了一天。一个人，一头驴。翻了半亩地。

日头落山的时候，他坐在地头啃干饼。背后有脚步声。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三步外。光着脚，衣裳破了两个洞，头发乱得跟鸟窝一样。

男孩盯着赵大成手里的饼。

赵大成把饼掰了一半。递过去。

男孩接了饼，转身就跑。跑了十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赵大成一眼。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赵大成啃了口饼。“你觉得呢？”

“好人不来咱们村。来的都是抢东西的。”

“我来种地的。”

男孩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半块饼。又看了看赵大成。没说话。跑了。

第四天早上，赵大成继续犁地。

地头多了个人。

男孩的娘。三十来岁的妇人，脸上有一道旧伤疤，从额角拉到腮帮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的。

她没说话。拿了把锄头，在赵大成翻过的地边上开始刨草根。

赵大成也没说话。

两个人一个犁一个刨，干到晌午。

妇人开口了。“你那个红薯，真能种出四千斤？”

“能。”

“我活了三十年，地里长出来最多的就是草。”

赵大成把驴拴在树上。从布囊里掏出红薯种子。拿了两颗递给妇人。

“这东西贱。扔土里浇点水就活。比草好伺候。”

妇人把种子攥在手心里，攥得紧。

十五天后。

王猛收到了第一批报告。

三十九个学子，准确说是三十六个，有三个掉队的还在路上，陆续从各自扎根的村镇送回了手写的报告。有的用纸写，有的用树皮写，有一份是用木炭画在布条上的，字歪歪斜斜，但内容完整。

王猛在书房里把三十六份报告铺了一桌子。

陈小满的报告最长。七页纸。前三页写通远城的现状：三百八十二户，一千零四十七口人。能下地干活的四百三十人。可耕地面积约一千二百亩。目前已经翻了六百亩，种下红薯四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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