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咱们现在是一个组织了，要干实事。”郭春海开门见山，“我提议，先从最容易的做起——商品互通。每个国家列出自己最想出口的商品和最需要进口的商品，咱们撮合配对。”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很快，清单列出来了：

中国想出口：服装、鞋帽、小家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想进口：俄国钢材、机械设备；蒙古羊毛、皮革；朝鲜人参、木材；日本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

俄国想出口：钢材、机械、化工产品、木材。想进口：中国轻工业品、农产品；蒙古畜产品；朝鲜矿产品；日本高技术产品。

蒙古想出口：羊毛、皮革、牛羊肉、矿产。想进口：中国工业品、粮食；俄国机械；朝鲜日用品；日本汽车。

朝鲜想出口：人参、木材、矿产、海产品。想进口：中国粮食、石油；俄国机械；蒙古畜产品；日本电子产品。

日本想出口：电子产品、汽车、机械、化工产品。想进口：中国农产品、原材料；俄国能源；蒙古矿产；朝鲜海产品。

清单列出来，大家一看，果然互补性很强。中国的轻工业品是各国都需要的，俄国的重工业品是各国都缺少的，蒙古的畜牧产品品质优良，朝鲜的山货和矿产有特色，日本的高技术产品有优势。

“这样，”郭春海说，“咱们组织一次大型商品展销会，每个国家设一个展区，展示自己的商品。同时组织采购团，互相采购。第一次展销会，就定在哈尔滨，时间定在十月，秋高气爽，不冷不热。”

“好主意！”伊万大叔首先赞成，“我们俄国企业参加，至少来二十家。”

“我们蒙古来十五家。”巴特尔说。

“朝鲜来十家。”金明洙说。

“日本来三十家。”佐藤说，“我们企业多，需求大。”

“中国这边，我来组织，至少五十家企业。”郭春海说，“这样总共一百二十五家企业，规模不小了。”

展销会的事定下来了，接下来讨论其他事项。有人提出建立跨境运输通道，有人提议统一质量标准，有人建议建立共同基金。讨论很热烈，但很务实。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形成了十几项决议。散会时，天已经黑了。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反而很兴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商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郭春海忙得不可开交。作为会长，他要协调各方，要组织活动，要解决纠纷，还要处理商会自身的日常事务。

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和文化障碍。五国人，五种语言，虽然都带了翻译，但沟通起来还是费劲。有时候一句话要翻译成四种语言，一圈下来要十分钟。而且文化习惯不同，俄国人喜欢直来直去，日本人讲究委婉含蓄，蒙古人豪爽但粗犷，朝鲜人谨慎而保守，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

郭春海想了个办法：成立“文化交流小组”，组织大家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每周一次聚会，学几句日常用语，了解一些风俗习惯。还组织大家参观工厂、农场、市场，实地了解对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这些活动很有效。慢慢地，大家不仅熟悉了，还成了朋友。俄国人学会了用筷子，中国人学会了喝伏特加，日本人学会了吃手把肉，蒙古人学会了品茶道，朝鲜人学会了唱中国民歌。

十月份，第一届东北亚商品展销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行。场面比预想的还要火爆。一百二十五家企业，五百多个展位，展示了上万种商品。五天时间，参观人数超过十万人，成交额达到五千万人民币，签订意向合同价值两亿元。

展销会的成功，让商会名声大振。更多的企业要求加入，更多的政府表示支持。商会会员从成立时的三百家，迅速增加到一千家。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规模大了，管理难度增加了。有些会员企业不守规矩，以次充好，拖欠货款，甚至搞商业欺诈。还有的国家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比如中国的廉价服装冲击了俄国的纺织业，日本的电子产品挤压了中国的市场。

作为会长，郭春海必须处理这些问题。他成立了“商业道德委员会”，制定行业规范，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罚，严重的开除会籍。还成立了“贸易争端调解中心”，聘请法律专家，公平公正地调解纠纷。

最棘手的一次纠纷是中俄之间关于木材贸易的争议。俄国企业抱怨中国企业压价太狠，中国企业抱怨俄国企业以次充好。双方争执不下，差点闹到政府层面。

郭春海把双方代表请到商会，开了三天会。他先让双方把问题摆到桌面上，然后请专家评估木材质量和市场价格，最后提出解决方案：中国企业适当提价，俄国企业保证质量，双方签订长期合同，稳定供需关系。

这个方案双方都接受了。纠纷解决后，中俄木材贸易反而更规范，更稳定了。

商会的成功，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还产生了政治影响。五国政府都看到了民间贸易的活力，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中国扩大了边境口岸，简化了通关手续；俄国降低了关税，改善了投资环境；蒙古开放了更多的矿区；朝鲜设立了经济特区；日本放宽了技术出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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