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检查。”郭春海很镇定，“我们一定配合。”

检查组开始工作。查账，查合同，查库存，查银行流水。合作社所有的账本都被搬了出来，堆满了会议室。检查组的人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对。

乌娜吉作为财务总监，全程陪同。她心里很紧张，但表面很平静。合作社的账目她很清楚，每一笔都经得起查。但问题是，有些账目的“性质”可能有问题。

果然，检查到第三天，问题来了。

“这笔交易，”检查组的一个会计指着一笔账，“一九八九年三月，你们从县木材公司购买了五百立方米木材，价格是每立方米一百元。但同期市场价是每立方米二百元。差价一百元，总共五万元。这笔差价，你们怎么解释？”

乌娜吉早有准备：“这是计划内价格。县木材公司每年都有计划内指标，用不完可以转让。我们是正常购买，有合同，有发票。”

“计划内指标是给国有企业的，你们是集体企业，怎么能用？”

“当时政策允许。而且我们购买后，用于合作社的建设和生产，没有倒卖。”

“那这笔呢？”会计又指着一笔，“一九九零年五月，你们从市粮食局购买了五十吨大豆，价格是每吨八百元，市场价是一千二百元。差价四百元，总共两万元。”

“这也是计划内价格。”乌娜吉说，“我们购买后，加工成饲料，用于养殖场。有加工记录，有使用记录。”

“但你们把饲料卖给了其他养殖场，赚了差价。”

“饲料加工需要成本，我们加的是合理的加工费，不是倒卖原材料。”

问话很尖锐，但乌娜吉回答得有理有据。检查组查了五天，没查出什么大问题。合作社的账目清晰，手续齐全，经营规范。

但刘处长不满意。他把郭春海叫到单独的房间谈话。

“郭春海同志，你们合作社的问题，不在账目上，在性质上。”刘处长很严肃，“你们利用集体企业的名义，套取国家计划内资源，再按市场价销售，这就是‘投机倒把’。虽然手续齐全，但性质恶劣。”

“刘处长，我不这么认为。”郭春海很平静，“价格双轨制是国家的政策，我们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而且我们赚的钱，大部分用于合作社的发展和屯里的建设，没有中饱私囊。”

“那是你的说法。”刘处长说，“现在国家要整顿经济秩序，打击‘投机倒把’。你们合作社是典型，必须处理。”

“怎么处理？”

“两条路。”刘处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认罚。罚款一百万元，关停部分业务，退出一些市场。第二，不认罚，那就移送司法机关，按‘投机倒把罪’处理。”

一百万元！合作社现在资金链本来就紧张，再罚一百万，等于要了半条命。

“刘处长，能不能通融……”

“没有通融的余地。”刘处长打断他，“这是上面的决定。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检查组走了，留下了一纸《行政处罚告知书》：罚款一百万元，限期一个月缴纳；关停运输公司国际业务、娱乐公司新增业务、养殖场扩大项目；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三年内不得担任企业领导职务。

消息传开，合作社炸了锅。社员们聚集在合作社大院，议论纷纷，情绪激动。

“凭什么罚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

“一百万元，抢钱啊！”

“关停业务，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郭春海站在台阶上，看着愤怒的乡亲们，心里很痛。他知道，这次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外有苏联解体，贸易中断；内有政策收紧，罚款关停。合作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同志们，安静。”他大声说，“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是团结的时候。咱们合作社成立六年，什么风浪没见过？这次虽然大，但只要咱们团结，就能挺过去。”

“怎么挺？一百万元，咱们哪来那么多钱？”

“凑。”郭春海很坚定，“我带头，把我家的存款拿出来，十万。在座的，有多少拿多少，凑够一百万。等渡过难关，合作社加倍还给大家。”

“我拿五万！”

“我拿三万！”

“我拿两万！”

社员们纷纷响应。这些年，合作社让大家富起来了，每家都有存款。现在合作社有难，大家都愿意帮忙。

但光凑钱还不够，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恢复经营。

郭春海召集管理层紧急开会。

“第一，收缩业务。”他做出决定，“运输公司的国际业务全部暂停，集中精力做国内业务。娱乐公司暂停新店扩张，集中精力经营现有店面。养殖场暂停扩大规模，集中精力提高现有养殖效益。”

“第二，变现资产。把一些非核心资产卖掉，比如合作社在哈尔滨的一些房产，在县里的一些门面。这些能快速回笼资金。”

“第三，开拓新市场。俄国不行了，咱们转向东南亚，转向欧洲。虽然远，但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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