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需要更深刻的‘教训’，以及更难以愈合的‘伤疤’。” 雍正的眼中，掠过一丝近乎残酷的平静，“光打败他们，不够。要让他们从武士到平民，世代铭记，挑衅天朝的下场，是何等凄惨，何等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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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伤疤与驯化：酷烈的惩戒

关于如何处置战俘与惩罚战犯，朝臣与将领中有不同意见。有主张全部坑杀以儆效尤者，有主张押回为奴者，也有主张用其赎回钱财或交换被掳百姓者。

雍正听取了各方意见，最终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甚至包括素以悍勇着称的弘景都感到脊背发凉的决定。这份《战后处置令》的核心，透着一种系统性的、旨在摧毁脊梁与尊严的冷酷：

“凡在俘及今后擒获之倭寇战兵（指持械作战之男性），无论等级，一律施以宫刑（阉割）。”

“凡在俘及按册索要之倭寇从属、眷口（女性），无论老幼，于额角或脸颊刺‘罪’字或特定徽记。”

“上述受刑者，除部分罪大恶极之首脑需押解进京献俘示众外，余者不杀，不放。”

不杀不放？那如何处置？

“将受宫刑之男丁，编为‘矿役营’。刺字之妇孺，编为‘杂役营’。” 雍正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全部发往倭国本土之特许银矿区，交由特许皇商联合体监管，终身服役，开矿冶炼。其饮食仅维生，劳作至死方休。允其内部婚配（阉者自不可能），所生子女，亦为矿奴，永世不移。”

殿内一片死寂。连海风都仿佛凝滞。这不仅仅是肉体消灭或奴役，这是从根源上剥夺其作为人的完整性与尊严，并将其苦难与耻辱，如同烙印般刻入血脉，世代延续，且直接服务于剥夺他们祖国的资源！其残忍与羞辱，远超简单的杀戮。这不仅是惩罚，更是一种极端残酷的“驯化”实验与劳动力剥削。

“皇上……” 连允祥都忍不住开口，“此刑过于……酷烈，恐伤圣德，亦恐激起倭人举国死战之心……”

“圣德？” 雍正打断他，目光如寒冰，“倭寇屠戮我福建沿海百姓时，可讲过仁德？其浪人武士以试刀为名，虐杀我无辜商民时，可有过怜悯？对豺狼讲仁德，便是对羔羊的残忍！朕就是要用这酷烈，告诉所有环伺之夷狄：犯我大清者，绝不仅仅是战败赔款那么简单，而是要承受远比死亡更可怕、更绵长的痛苦与耻辱，并累及子孙！”

他环视众人：“至于举国死战？朕已令弘昭舰队，炮口就对着萨摩、长州的城池。幕府若想保全其统治，若不想让九州变成一片火海，就必须接受朕的条件，并‘协助’朕，将这批‘矿役’‘杂役’，‘安全’地送进银矿！这是他们为自己的狂妄，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们向朕证明‘悔过’与‘服从’的诚意！”

政治算计深藏于酷刑之后：用极端手段震慑潜在敌人；用无法磨灭的耻辱标记分化瓦解倭人内部（刺字者及其后代将永受歧视）；为银矿开采提供源源不断的、成本极低的强制性劳动力；并将处置战犯的包袱和部分仇恨，转嫁给倭国幕府和当地藩主（由他们负责押送和管理“矿役”），加剧其内部矛盾。

“此外，” 雍正补充，“通告倭国幕府：萨摩、长州两藩主，以及此次入侵之主要将领，必须自裁谢罪，其首级送至朕前。其嫡系子弟，需押送北京为质。否则，朕之舰队，不介意再去江户湾‘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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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馈与执行：冰火两重天

当这份《战后处置令》与《特许开矿及贸易条款》的要点（经过适当修饰）通过被释放的俘虏、以及正式外交渠道传向日本时，所引起的震动与恐惧，远超一场军事惨败。

江户幕府内部炸开了锅。主战派羞愤欲绝，切腹之声不绝；主和派则面色惨白，深知已无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九州传来的遍地烽火与清国舰队随时可能北上的威胁，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最终，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下，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此时在位者，根据用户设定时间推算）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了大部分条款，尤其是涉及赔款、开港、特许贸易以及……处置战犯与提供“矿役”的部分。萨摩、长州两藩在军事失败、领地遭袭、又被幕府勒令交出首脑的绝境下，实质上已沦为牺牲品。

而在大清内部，反应同样复杂。朝野清流中，不乏对“阉割刺字”之刑的非议，认为有违“仁恕之道”。但更多的务实派，尤其在沿海深受倭患之害的官员士绅，则拍手称快，认为唯有如此，方能震慑宵小，永绝后患。军队与海外藩主（尤其是参与了作战的）对此普遍支持，认为这是敌人应付出的代价。

真正的执行，在一种森严、高效且冷酷的氛围中展开。福建、浙江等地设立的临时战俘营，变成了实施宫刑与刺字的场所。惨叫与哭泣日夜不息，血腥气弥漫。大批太医院调来的吏目（执行宫刑有特殊要求）和刑部派来的刺字匠人，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机械而精准地完成着他们的“任务”。随后，这些带着永久性生理与心理创伤的“矿役”、“杂役”，被如同货物般装上改造过的运输船，在清军战舰的“护送”下，驶向日本指定的银矿港口。等待他们的，将是暗无天日的矿井、沉重的劳作、以及异国监工（包括部分被雇佣或胁迫的倭人管理下层）的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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