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薛涛成为了成都府的一名乐伎。每当华灯初上，她便身着华服，带着琴棋书画，前往各个府邸赴宴。在宴席上，她或挥毫泼墨，或抚琴吟唱，或与官员们吟诗作对。她的才情很快便在蜀地的官场与文坛传开，人们都称她为“蜀中才女”。

可只有薛涛自己知道，在众人的赞誉与追捧背后，是她难以言说的心酸。每当宴席散去，她独自一人回到简陋的住处，卸下华丽的妆容，心中便充满了迷茫与孤独。她常常对着窗外的明月，想起长安的家，想起父亲温暖的笑容，泪水不知不觉便浸湿了衣衫。

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坐镇成都。韦皋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官员，不仅在军事上颇有建树，而且十分重视文化发展，尤其喜爱与文人雅士交往。

上任不久，韦皋便在府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饮，邀请了蜀地的官员与文人。薛涛作为成都府有名的才女，自然也在受邀之列。当薛涛抱着琵琶，袅袅娜娜地走进宴会厅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她身着一袭淡紫色的纱裙，妆容淡雅，气质脱俗，宛如一朵盛开在水中的白莲。

韦皋见薛涛气质不凡，心中便有了几分好感。他笑着让薛涛弹奏一曲，薛涛点头应下，拨动了琴弦。悠扬的琴声从她指尖流淌而出，时而婉转悠扬，如泣如诉；时而激昂高亢，充满力量。一曲终了，众人还沉浸在琴声营造的意境中，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韦皋更是赞不绝口，他又让薛涛当场作一首诗，以助兴。薛涛环视了一圈宴会厅的景象，略一思索，便提笔写下：“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

这首诗以“乱绳”“越罗”“杨柳”“藕花”等意象，巧妙地描绘出宴饮的热闹场景，又暗含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韦皋接过诗稿，仔细品读，不由得对薛涛刮目相看。他没想到，一个乐伎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独到的见解。

自此以后，韦皋便经常邀请薛涛前来节度使府赴宴，有时还会让她参与一些文书的草拟工作。薛涛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才华，将这些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深得韦皋的信任与赏识。

随着与韦皋交往的日益密切，薛涛在节度使府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韦皋见她不仅诗文出众，而且处理政务的能力也丝毫不逊色于男子，便萌生了向朝廷举荐薛涛为“校书郎”的想法。

校书郎是唐代官制中的一个官职，主要负责典籍的校勘与整理，虽然官阶不高（从九品上），但却是文人雅士极为看重的职位，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接触到朝廷的核心典籍，而且是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在此之前，校书郎一职从未由女性担任过，韦皋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

消息传出后，立刻在蜀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支持韦皋的决定，认为薛涛的才情与能力完全胜任校书郎一职，打破男女界限，是对人才的重视；但更多的人则表示反对，认为女子入朝为官，有违礼教，简直是荒谬至极。甚至有官员专门上书韦皋，指责他“败坏风气”“罔顾礼法”。

面对巨大的压力，韦皋并没有放弃。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薛涛辩护，称赞她“才思敏捷，见识不凡，虽为女子，却有丈夫之气”。薛涛得知韦皋的想法后，心中既感动又不安。她知道，若能成为校书郎，不仅能摆脱乐伎的身份，还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可她也明白，这背后承载着太多的争议与风险。

然而，就在韦皋准备正式向朝廷上书举荐薛涛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有一位来自西域的使者前来蜀地拜访韦皋，带来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使者听闻薛涛是韦皋身边最受赏识的人，便特意准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到了薛涛的住处，希望能通过她在韦皋面前美言几句。

薛涛收到礼物后，并没有多想，只当是使者的一番心意，便收下了。可她没想到，这件事很快便被人添油加醋地传到了韦皋耳中，说她利用韦皋的信任，收受贿赂，干预政务。韦皋得知后，十分生气。他虽然欣赏薛涛的才情，但也深知官场的规矩，容不得半点徇私舞弊。尽管他知道薛涛或许并无此意，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他不得不打消了举荐薛涛为校书郎的念头，并且还将薛涛罚往松州，以示惩戒。

接到处罚的那一刻，薛涛如遭雷击。她没想到，自己仅仅是收下了一份礼物，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她想向韦皋解释，可韦皋却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她只能收拾行囊，再次踏上前往松州的路途。

松州，是她父亲离世的地方，也是她心中永远的伤痛。如今故地重游，却是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薛涛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与悲凉。在前往松州的路上，她写下了一组《十离诗》，以“犬离主”“笔离手”“马离厩”“鹦鹉离笼”等十种事物与主人分离的情景，来比喻自己与韦皋之间的关系，字里行间充满了委屈与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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