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在去工厂的路上其实心里是没啥底的。

倒不是怕枪，他在东北军里待过，枪林弹雨见过，刀尖上滚过。他怕的是另一件事——他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到底算什么。

论身份，他是冯庸大学校长，不是将军，不是司令，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军权，没有后勤权，没有指挥权。论关系，他跟小六子是发小儿，穿开裆裤的交情，同字“汉卿”的结拜兄弟，这是他在苏美洋唯一的硬关系。可现在小六子不在苏美洋，人不在，话语权就不在，支持就不在，后路就不在。

他带着一群学生去找军需官要装备，没有张学良的手令，没有楚中天的背书，完全是“私自带学生出头”。

名不正，言不顺。

工厂给不给？给多少？给什么枪？全看别人脸色，他半点儿准谱都没有。

身后那群学生还在兴奋地交头接耳，有人小声讨论着到了前线能分到什么枪，有人说自己打靶拿过第一名，有人把从宿舍带来的毛毯塞进背包里又拿出来，嫌重，犹豫了半天还是塞回去了。

冯庸走在最前面，没回头。他的脚步不慢，但每一步都在往下沉——不是路软，是心里压着东西。

他往仓库区走的每一步，都在心底里呼喊着，祈祷着，期盼着忽然有人带来消息，说城南已经胜利了。城南的炮声还在响，断断续续，隔着好几条街传过来，闷闷的，像有人在远处用拳头捶棉被。那声音从上午到现在，没停过。

但这个世道，若是祈祷有用，那还要军队干什么？

同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李景林。

他热血上头的回到苏美洋国术馆，把那杆家传的二郎刀从墙上取下来。刀鞘是旧的，铜饰已经发暗，刀柄上缠的布条被汗浸过无数遍，硬得像铁。他把刀往肩上一扛，站在国术馆门口，没喊话，没吹哨，只是把刀往地上一顿。

那一声闷响不算大，但馆里的人听见了，馆外的人也听见了。联防队的、治安军的，从巷子里、从安置楼里、从街边的小吃摊后面，三三两两地涌过来。有人穿着军装，有人穿着便服，有人把枪背在身后跑过来的，有人在路上往腰里别刺刀，有人手里还攥着半个馒头。

简单招呼了一声之后，所有留守苏美洋的联防队员、治安军士兵，就都涌过来了。

然后李景林就有点儿后悔了。

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人，他觉得自己可能脑袋没那么大，扣不住那么大口锅——这些人都跟着他走，他是治安军司令不假，但战时调动权在郭松龄手里。没有郭松龄的命令，他把全城管治安的守军带走，这跟临阵脱逃有什么区别？

可人已经来了，他的刀已经扛出来了，说“你们都回去”？

他张了张嘴，那话在喉咙口打了个转，又咽回去了。不是说不出口，是不忍心说——这些人的眼睛里没有犹豫，他要是把他们的光灭了，他李景林在苏美洋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他转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杆二郎刀。刀刃在日光下泛着冷白色，像一泓秋水。家传的东西，传了四代，还没喝过日本人的血。

他咬了咬牙，没把刀放回去。

来都来了。

早知道自己偷偷去好了。不对，自己要是偷偷去，把手下兄弟都舍下，那以后在苏美洋就不用混了。但现在这样儿，要真把城里这些人全带走——他的治安军司令大概率是当到头儿了。

李景林看了一眼身旁几个联防队的老弟兄。他们站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没人说话，也没人催他。有人把枪背在身后，双手插在袖筒里，像冬天蹲在墙根儿晒太阳的老农；有人蹲在台阶上，把刺刀从刀鞘里拔出来，看看刀刃，又插回去；有人靠在国术馆门口的石柱上，嘴里叼着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不弹。

他们都是洪门的底子，千里迢迢拿着介绍信来关外投奔楚中天的江湖人，不归李景林管，今天却站在他身后。不是因为他官大，是因为他把刀扛出来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大哥扛刀出门，小弟跟着走，不问去哪，不问打谁。

李景林又笑了一下，这次没出声，只是嘴角往上扯了扯。

他忽然想起包达那货平时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都来了，死也死个痛快。”

来都来了。

两个满脑门子官司的家伙，带着两伙兴高采烈、热血澎湃的人，提着灯笼，就那么在苏美洋的仓库区相遇了。

当时的天已经快黑了。冬天天短，下午四点多日头就往西沉，仓库区靠马路那一排水泥电线杆上的电灯还没亮，路灯管理员大概正在某个值班室里拧开关。暮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仓库的轮廓涂成一片模糊的暗蓝色。

冯庸的人从东边来，浩浩荡荡，队伍拉得老长，从马路那头一直延伸到仓库区门口。学生们的脚步声在新修的水泥路面上响成一片，不齐，但密，像远处在下雨。

李景林的人从西边来，散散漫漫，三三两两地走着，没有队形，没有口号，有人扛枪，有人别刀，有人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远远看去像一群收工回家的工人，走近了才看见他们腰间的刺刀和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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