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阵地后方再次响起号声，不是进攻号，是撤退号。那号声在晨雾里闷闷地传开，像是有人在远处吹一只铜喇叭，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在空旷的雪原上来回弹了好几下，传出去很远很远。

正在冲锋的日军士兵都愣住了。有人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了半路，听到号声，脚步猛地一顿，险些被自己的惯性带倒。有人趴在弹坑里正准备往外面扔手榴弹，听到号声，手榴弹又缩回来了，拔了保险销的，又手忙脚乱地把保险销塞回去。有人已经和苏美洋的士兵绞在一起拼刺刀，听到号声，虚晃一刀，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然后他们如释重负地转身往后跑。钢盔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枪托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有人跑的时候把枪甩到肩上，有人把枪拖在身后，有人跑着跑着摔了一跤，爬起来继续跑。没人回头看。

断后的部队架起机枪，对着苏美洋的阵地胡乱扫射。枪声很密，但子弹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有的打在战壕胸墙上，溅起一蓬冻土，有的从头顶飞过去，发出啾啾的尖啸，有的打在远处的树上，树皮被削掉一块。机枪手打了两梭子，枪管烫得冒烟，副射手在旁边递弹链，手忙脚乱的，弹链缠在一起解不开，急得满头是汗。

他们在掩护主力撤退。日军主力开始如退潮般撤离。不是一窝蜂地跑，是有序地撤，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交替掩护。先撤的往后跑几百米，趴下，架起枪，掩护后面的撤。后面的撤到前面一拨人后面，趴下，再掩护。有条不紊，像是排练了很多遍。

战场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不真实。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没有喊杀声。只有风声。风吹过空旷的雪原，发出呜呜的低吟，像有人在远处哭。

苏美洋的士兵们都懵了。他们趴在战壕里，端着枪，眼睛盯着前面，看着那些灰色的身影越跑越远，越跑越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有人不知道日军为什么突然撤退，有人以为是陷阱，等着他们追上去然后打伏击，所以没人敢动。有人从战壕里探出半个脑袋，看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有人把手里的枪攥得更紧了，指节发白。

跟在学生军身后来到了一线的姜登选放下望远镜，皱着眉头，半天没说话。他的眉头拧得很紧，像是在算一道很难的算术题。他看了看撤退的日军，又看了看那些端着霰弹枪的学生，又看了看撤退的日军，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六点十五分，最后一股日军消失在晨雾里。战场彻底安静了。

日军撤退后，战场一片死寂。

学生们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张着嘴，嘴里的辣椒还在，辣得眼泪直流，但他自己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被辣哭。有人把手里的枪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不知道该瞄准哪里。有人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上的雪，雪是凉的，凉的刺骨，但他摸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他们昨天晚上还在宿舍里收拾行李，把毛毯叠好塞进背包里，把牙刷插进杯子，把没吃完的半包饼干揣进兜里。今天早上还在仓库里领枪，登记、签字、按手印，等着管理员一笔一划地写编号。他们做好了战死的准备，做好了拼刺刀的准备，做好了再也回不去的准备。

结果他们一枪没开，敌人就跑了。

有个学生手里的霰弹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枪托砸在冻土上，发出一声闷响。他蹲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是害怕，是庆幸、是委屈、是后怕，是那种绷了整整一夜的弦忽然松了之后的本能反应。他哭得很凶，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淌进嘴里，咸的。旁边的学生想扶他，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冯庸走到姜登选身边，有些疑惑地问：“他们怎么突然撤了？”

姜登选指了指学生们手里的霰弹枪，不太确定地说：“他们怕的是这些孩子，是这些枪。他们打了一整夜，以为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结果突然冒出来一支拿着他们没见过的武器的部队。他们赌不起，也输不起。”

他顿了顿，看着远处升起的太阳，又说：“不过也好，这些孩子，能活着回去，比什么都强。”

就在这时，东边的地平线上，太阳跳了出来。

先是天边那一线灰色变成了橘红色，然后橘红色越来越亮，像是有人在天地交界处点了一把火。火势蔓延开来，把云层烧出一个窟窿，窟窿里露出刺眼的金光。然后太阳的边缘冒了出来，先是一条弧线，然后半圆，然后整个圆圆的、红彤彤的太阳跳了出来。光洒在雪地上，雪地变成了金色。光洒在战壕里，战壕里的冻土变成了金色。光洒在人们脸上，把那些疲惫的、脏污的、布满血痕的脸照得暖洋洋的。

金色的阳光洒在战场上，洒在满地的鲜血和尸体上，洒在学生们年轻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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