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国人的印象中，苏联好像一直都是缺菜不缺肉的。以至于“俄罗斯牛筋肠”这种扯淡的东西，一度在市面上大行其道。

苏联核心区纬度高、寒冷干旱，适合种麦、放牧，不适合种菜。乌克兰“粮仓”也以谷物为主，蔬菜种植天生就是短板。加之计划经济重“重工业加粮食”，蔬菜的优先级被压到了最低，投入少，亩产低。农民没有积极性，自留地种的菜只够自己吃，市场流通极少。蔬菜易烂，苏联的冷链又落后，跨区调运损耗大。三十年代西部工业城市排队买蔬菜是常态，土豆和卷心菜就是他们的“主力菜”，新鲜菜常年短缺。

1921年，白俄温甘伦窜入外蒙，攻陷库伦，扶哲布尊丹巴独立。三个月后，苏联红军以“剿白匪”为名大举入蒙，击溃白军，全歼中国驻军，扶持亲苏政权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的蒙古人民党掌权。紧接着，他们建立君主立宪蒙古，宣布独立——北洋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均不承认。1924年，哲布尊丹巴死，苏联废君主，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完全苏联化，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仍不承认。直到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常凯申彻底把外蒙给卖了。

1931年，外蒙供苏十万头大牛、一百一十万头小羊。即使1932年动荡，仍供六万五千头牛、六十五万头羊。二战时更猛，累计供苏五十万吨牛羊肉、五十万匹马。

这种掠夺，导致了三十年代苏联肉类供应充足。莫斯科、列宁格勒等核心城市常年有肉，黑市也不缺。民以食为天，这也是他们能搞五年计划的基础。当然，他们后来把蒙古的畜牧手艺搞到手之后，西伯利亚南部、高加索、卡尔梅克、图瓦等牧区承接了往日外蒙的定位。这片区域草场丰茂，主打规模化畜牧养殖，全国肉类产出基本都依托这些内陆牧区供给，实现了肉食自给自足。

然后就把外蒙一脚踢开了——那是后话。

既然说了要釜底抽薪，那就不能只把柴火抽走——火柴也是柴。

纳楚克·布仁巴雅尔带着大批内蒙部族，趁着草原上最后一抹暮色还没散尽，悄悄潜入了外蒙。

这不是一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更像是一把撒进干草堆里的火星。三五人一队，十来个人一群，分开走，不扎堆，不走大路，不经过哨卡。他们走的是那些连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牧道——狼道、鹿道、旱獭洞串起来的羊肠小径。

这些路只有世代在草原上讨生活的人才认得。苏联人的骑兵巡逻队骑着高头大马在公路上耀武扬威的时候，纳楚克的人已经躺在几十里外的毡帐里，喝着奶茶，跟那些被苏联人摁着脖子喝了一辈子苦酒的蒙古老人们，把账一笔一笔地算。

“一头大牛，苏联人给多少？”

“给？那不是给，那是拿。”毡帐里最老的那个牧人把烟锅在靴底磕了磕，火星溅在毡毯上，他也不急着扑，“他们说‘征购’，你把牛赶过去了，他们给你一张条子。条子能换茶、换盐、换布——但茶苦，盐粗，布是黑的。”

纳楚克没接话。他把一碗奶茶推过去，奶皮子在碗面上漂着，厚厚一层。

“苏美洋收牛，给现钱。银元，大洋，袁大头。”他把一块银元放在毡毯上，银元在油灯下泛着暗沉沉的光，“一块大洋一头大牛。不欠条，不记账。牛赶进圈，银元就到你手里。”

毡帐里安静了一瞬。老牧人的手顿了一下，烟锅悬在半空中。

“……真的？”

“真的。”纳楚克又从怀里摸出一把银元，在毡毯上摆成一排，“而且不止收牛。马，羊，骆驼，皮子，毛——全收。苏美洋的工厂等着开工，有多少收多少。价钱是苏联人的三倍。”

老牧人盯着那排银元看了很久。烟锅里的烟灭了，他没再点上。毡帐外面，风刮过草原，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

消息像草原上的风一样，从一座毡帐吹到另一座毡帐。没有人在明面上谈论，但每个人都在暗中盘算。苏联人的收购价压了十几年，压到牧人的骨头缝里都是苦水。以前没得选——不卖给苏联人，你卖给谁？满洲里那边的商队只收皮子，不收活畜，而且要过关卡、要缴税、要打点，一趟跑下来，赚的不比卖给苏联人多，腿倒跑细了一圈。

现在有人上门来收了。现钱。不欠账。而且价格高到让人不敢相信。

第一笔交易是在半夜完成的。纳楚克的人在预定的地点等了整整两天，才等到那几匹瘦马驮着几个裹着皮袄的汉子摸黑过来。他们没有带牛——他们是来探虚实的。为首的人借着星光把那块银元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又放在嘴里咬了一下，才点点头：“明天晚上，三十头牛。”

第二天晚上，三十头牛准时到了。又过了一天，又是五十头。十天之后，第一批交易的牧人已经把银元换成了砖茶、细盐、白布，还有些人给自己家里添了新的鞍具、铁锅、缝纫机。苏联人的眼线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但当他们赶到的时候，牛圈已经空了。牧人摊着手说：“迁徙了。长生天指引的，谁知道它们跑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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