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的雨总带着股黏腻的湿意，裹着煤烟和脂粉气，把街巷里的青石板浸得发亮。

我蹲在城隍庙后门的巷口，看着面前糖水玉米摊蒸腾的白气，心里想起了从前往事。

那时，我拉着郭龟腰一起在城里做糖水玉米的生意。

铜锅里的玉米段咕嘟冒泡，金黄的颗粒吸足了糖水，甜香能飘出半条街。

按理说，这生意该是赚钱的——原料成本低，我自己种的。

如果不够，我也可以在乡下买。

乡下的玉米——便宜。

而且，街坊们爱这口甜，尤其是放学后的孩子和拉黄包车的脚夫，总愿意掏两个铜板换一碗暖乎乎的甜水。

毕竟真正的糖果那么贵，不是普通民众能随便享受的。

反而我这糖水玉米，便宜得过分。

可我守着这摊子，却发现，到手的铜板却连糊口都勉强。

问题出在保护费上。

这世道，没规矩。

虽然说城里有巡捕，有兄弟帮会，可最磨人的是那些散兵游勇似的小混子，还有些三两人凑成的小帮会，今天这个来要“地盘钱”，明天那个来收“孝敬费”，狮子大开口不说，还没个准数。

逮什么要什么。

没个定数。

看你生意好，就逮到往死里要。

记得，有一次，一个叫“刀疤李”的，带着两个跟班，一屁股坐在我的摊子前，说这城隍庙后门是他们“斧头帮”的地界，每月得交五块大洋的保护费。

我争辩说前几天刚给过“青龙会”三块，刀疤李直接一脚踹翻了我的铜锅，滚烫的糖水溅了一地，玉米段滚得满地都是，还放话再敢啰嗦就砸了我的摊子，打断我的腿。

我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

我不是软柿子，脾气也是很好的，真要打起来，刀疤李那两个跟班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可我不能打——我一动手，就成了和帮会结仇，今天打走一个刀疤李，明天会来十个、百个，我的摊子别想再开下去。

可忍气吞声呢？

这保护费层层加码，就像附骨之疽，把我生意里的那点利润啃得干干净净。

我尚且如此，那些比我更弱势的平民百姓呢？

巷口卖菜的王阿婆，每天天不亮就去城郊挑菜，赚的都是几分几厘的辛苦钱，却要被小混子抢走一半；弄堂里缝补浆洗的张婶，丈夫卧病在床，靠着给人缝衣服养活一家四口，那些地痞不仅要收保护费，还时常言语调戏；还有拉黄包车的老刘，风里来雨里去，赚的钱不够给各个山头“上供”，只能让孩子辍学去捡煤渣。

所以，我才养成了杀帮会成员的习惯。

杀了这批人，抢他们的钱，我才不至于亏本难受。

那天晚上，我关了摊子，揣着仅剩的几个铜板，在酒馆里和郭龟腰喝了半瓶劣酒。

酒劲上头，心里的火也烧得更旺。

凭什么？

凭什么这世道要让好人受欺负，要让那些混蛋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

既然没人立规矩，那我就来立！

现在，码头的这几个兄弟，都是些讲义气、有血性的汉子，平日里也受够了那些小帮会的欺压。

如今都来投靠于我了。

我把我的想法一说，几个人当即拍案叫好。“大脚哥，你说了算！”

“那些龟孙子早就该收拾了！”

“我们跟着你，把这规矩立起来！”

没多久，我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在我的势力范围里立下了规矩。

我当着周围摊贩和行人的面，高声宣布：“从今天起，这一片的保护费，由我鬼刀会来收！但我鬼刀会有规矩，绝不乱收一分钱！”

我当场公布了第一条规矩：小摊贩，每日收两个铜板；小铺子，每月收一块大洋；大商号，每月最多五块大洋。多一分，谁也不能要。谁要是敢私下里加码，或者欺负老百姓，就是跟我鬼刀会作对。

在我地盘上，胡作非为的帮会散了，那些被他欺压的摊贩和商户，心里又惊又疑，但见我真的只按规矩收钱，而且还派人赶走了其他来骚扰的小混子，渐渐放下了心防。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没过几天，就有几个小帮会找上门来。

他们要么是被更大的帮会欺压，要么是内部散了人心，都愿意加入鬼刀会，跟着我守规矩。

“大脚哥，我们以前也是没办法，不收保护费活不下去，可那些大帮会压榨我们，我们只能转头压榨老百姓。”

一个叫“秃鹫”的小帮会头目红着脸说。

“现在你立了规矩，我们愿意跟着你，按规矩来，哪怕少赚点，心里踏实！”

我接纳了他们，但也立下了更严的规矩：第一，所有成员必须统一登记，佩戴鬼刀令，不得擅自行动；第二，收保护费必须开具凭证，写明金额和日期，有据可查；第三，严禁欺压老弱病残，严禁调戏妇女，严禁抢夺民财；第四，所收保护费，三成用于兄弟们的口粮和武器购置，七成用于救济孤寡老人和失学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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